对话麦家：我愿意拿今天的一切去换一个快乐童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1.7.5总第1002期《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对你这一生以及你的写作影响很大，你说过很多次，小的时候非常孤独，喜欢写日记，现在你还孤独吗？

麦家：孤独。我觉得孤独对我来说，好像是我内心的一个记号一样，现在我也是个孤独的人。别看我好像经常在人堆里面，包括此时，我想你跟我在一起你不会放松，为什么你不放松？是因为我不放松。

我害怕见生人，我觉得这种性格肯定是跟我的童年有关系，就一直处于那种比较紧张、拘谨的状态，算是童年的一种后遗症，我为什么写日记，也是因为孤独。人在年少的时候是特别渴望沟通的，孩子们都是这样，不仅仅是我，也不仅仅是我们那一代人，今天的孩子依然有强烈的表达欲。当这些欲望被阻断，没人跟我交流，也没有表达的地方，我肯定会自己去找，就像一棵树一样的，没有地方生长，它从石头缝里也要钻出来。我觉得日记就是一种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交流渠道，自我交流。

中国新闻周刊：童年那一段经历很痛苦，但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你？

麦家：就是因为童年的原因，我对人生没有享受的感觉，我一直在忍受。甚至跟外界的关系通道建立不起来，人始终是一种困守状态，为自己所困，也是为外人所困，这种情况下的人并不爱自己，不会爱自己谈何去爱别人呢，是不是？

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受困的感觉是好事，因为你是一只困兽，你内心的感受和别人是不一样的，甚至是病态的，越病态的东西越艺术。就是看这个世界，看他人，看世界万象，有不同的视角。视角不同，形态不一样，表达出来这才是艺术。因为家庭因为童年的原因，确实我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其实也是有幸，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我特别容易亲近文字，12岁就开始写日记，一写就写了一辈子，我最后不得不像戒烟一样戒掉它。

中国新闻周刊：写日记又不是不良嗜好，为什么要戒？

麦家：因为日记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符号，一方面它帮助了我，帮助我解决年少的孤独，但同时，写日记本身又暗示我那个病态的自己，因为那是我在病态的时候找到的一种病态的方式拯救自己。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写日记是一件健康的事情，虽然它帮助我健康，但它本身并不健康，所以我一直想把它戒掉。直到1997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我都已经三十好几了，看着新生命我才戒掉了写日记的习惯。当然现在也会写一点日记，但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有时候是有宿命的，童年的心酸、孤独，给我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但它确实帮助了我成为一个作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这么不快乐，那这些年生活中什么事能让你快乐？

麦家：总的来说没有事让我快乐，快乐在我身上、在我心里很容易被打击，转瞬即逝。我所谓的乐点特别高，但是那种烦恼苦恼的点特别低，似乎苦恼是一直存在着的。你别看我在外面还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其实内心一直在自己忍受，只不过尽量不表达，不表现。

“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你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在1991年，那时候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大潮，这个时候你开始写这个小说，而且坚持了11年，这11年当中肯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继续？

麦家：按照正常的写作，一个人在这种喧嚣时代面前不可能坚持11年去写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一方面，我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是童年带给我的一种身体记忆，别无选择，它就是我打发闲暇、安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已经长在我身体里。另外，我写作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名利心，它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的，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需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我觉得还要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也有痛彻心扉的恨，所以有强烈的表达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情报机构，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我至今都还是深深地崇敬他们，我爱他们，也对他们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这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身上那种高洁的品质以及他们卑微的、凄凉的现实。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持续进行创作的非常具体的原因。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的那些英雄结局都不太好，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还是跟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麦家：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一个人的结局，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人，还是我们纸上塑造的人，终归是两个结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说了我的乐点特别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最后用一种很欢喜的方式来结局，我觉得这不真实，这也不是属于我情感认同的一种结局。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悲和喜，我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绝对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辩证越真实，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一些人认为让人高兴的作品比较浅，悲剧或者说黑暗一点的作品更深刻，你也是这种观点吗？

麦家：我不接受这个观点，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要找符合自己人生观的调子，你让我去写喜剧或者说特别励志的，我可能写不出来，对我来说就是勉为其难了。但换一个人，让他去写悲剧，他可能也写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写符合自己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作品，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把自己的内在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就可以。

“写作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婆”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读者觉得你笔下的人物还有故事有雷同感，比如容金珍、黄依依、李宁玉……他们的天赋、遭遇都有相似的地方。

麦家：我要表达这样一个世界的时候，体量也很重要，不能只写一个人物，要完成一个世界，需要群像。就像一个高原，它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山峰，才能组成一个高地。比如《暗算》，基本算是《解密》的姊妹篇，《风声》也在这个体系里面，这些人物无论是从事的职业，还是他们的世界观，都有相似之处。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难免的，甚至是我在追求的，我需要复制这样的人物，然后形成一定的体量和规模之后引人重视。

但是作家也不是圣人，有一天当这种复制变得越来越简单的时候，作家一定要警觉。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后来要告别自己，整整3年没有写，然后又花了5年去写《人生海海》。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对《刀尖》和《风语》也不太满意是吗？

麦家：是的。其实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好的，好作品有时候是需要烂作品堆出来。一个人不可能始终在波峰，他肯定有波峰、波谷，我觉得《刀尖》和《风语》就是我波谷的作品，但是没有这几个作品可能就没有下一个波峰。

一方面我有点遗憾，另外一方面我也能接受。我一直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不想过早地停止写作，从功利的角度上我完全可以不再写作，因为我现在的作品不停地在被改编。虽然我不满意《刀尖》，但在市场上版权也一直在卖，电视剧已经拍过三版了。

我就算不写，我以前的作品依然以各种方式在活着，还在继续给我赚名利。但是我需要写作，写作让我安静、让我忘掉外面世界的那种感受，我甚至一天都不能缺那种感受。

每天就像一种仪式一样，有时候我坐在那几个小时，其实写不出多少话来，但我需要这个时间，需要这种方式和自己相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名利牵着，丢掉自己。我要留在写字桌上，留在电脑前，因为那可能是我生命本身最需要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假，但这是事实，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过日子的需要，它是我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你今天的这一切，某种程度都是童年的经历造就的，如果让你拿现在的所有成绩和名利去换一个简单快乐的童年，你愿意换吗？

麦家：我愿意。人活着最终目的是为了快乐，让自己很轻松地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压抑的沉闷的。如果名利能带来快乐，那么这个名利是有价值的，如果是剥夺了快乐换来这个名利，能有什么意思？

我对快乐的人生特别渴求，因为我基本上处于一种对快乐饥饿的状态。所以我可以很果断地告诉你，我要个快乐的童年，不要现在所谓的名和利，因为这些东西它并没有让我治愈好童年的创伤。我现在的很多写作，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发表，因为它们记录的还是内心的那些伤痕，并不是直面名利的选择。

就像我刚才说的，写作对我来说就是过日子，也可以说写作是我的另外一个老婆。我想我这辈子只要我的脑袋还能用，我肯定会一直写作。不一定是写要出版的作品，但是肯定在写，也许是写日记，也许是记一点笔记，因为它是我的生活的拐杖，我离不开它。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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