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象北上 不是“回老家”

云南大象北上 不是“回老家”

蔡辉

“光有唐之城邑，驱之则百兽风驰。玩之则万夫云集，故其威容足尚。”这是杜甫在《越人献驯象赋》中写下的句子，赋中提到的大象可能来自今天的广西。

在唐宫，犀象舞是重大活动中必备节目。

“安史之乱”时，这些舞象被安禄山掠至洛阳，因不肯舞蹈，安禄山“怒命置于阱井中，以烈火烧，使力疲，俾壮士乘高而投之，洞达胸腋，流血数石”。

唐德宗(780年到805年在位)时，因宫廷舞象太多，曾下令放归荆山(全国共五座荆山，此处应指陕西省的荆山)，可见当时北方气温高于现代。从考古看，殷商时中原尚有大象。

一些网友误认为，大象产自古代北方，称前些日子轰动一时的云南大象北上是“回老家”，还有人开玩笑说，大象来找相声演员孙越(曾在北京动物园任大象饲养员)。

这些说法不准确。

云南北上大象是亚洲象，当气温达到零摄氏度时，便“眼结膜水肿充血，流泪”“双耳边缘因冻伤而呈现大面积坏死”“四肢僵硬体力不支，只在原地头部晃动，不能站起”，古代北方气温虽高，但冬季与今天“相差不大”，亚洲象无法在野外过冬。

事实上，北方原有的大象是菱齿象，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已灭绝。至少在杜甫时，北方已无野生大象。菱齿象为什么会灭绝？主因是人为猎杀，而非气候变化的影响。

北方古象后代在非洲

在甲骨文中，已有象、为(从人牵象)、豫等字，说明当时北方有大象，但长期被忽视，直到1915年，罗振玉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才首次指出这一点。

1934年秋、1935年秋，在殷墟“象坑”中分别出土两具大象骨架，其中一坑中还有1具人骨架，估计是“象奴”，即驯象人。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不少商王“获象”(即猎象)的记载，比如“殷王田狩于楚地，获大象二匹”，坐实当时不仅有家象，也有野象。

有学者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提出大象是从北方迁到南方去的。并认为河南简称“豫”，即来自大象。但事实上，古豫州比今天更靠北，范围也更大，而《吕氏春秋》距商代甚远，难分是信史还是传说。

学者李冀先生发现，虽从中原考古出土的象骨常标为“亚洲象”，但多是残片，以当时技术条件，难免误认。古代大象生活环境区分明显：猛犸象生活在寒带，亚洲象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居于二者之间的，则是菱齿象。

在所有象种中，古菱齿象体型最大，比今亚洲象大1倍左右，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均发现了它的骨骼化石。古菱齿象有变种，有的体型较小，与今亚洲象近似。这种小型菱齿象是否应单列为一种，学界尚未统一意见。

小型菱齿象在外表上很像亚洲象，但在血缘上，是现代非洲象的祖先。与云南北上的大象，不是一个祖宗。

汉代已无菱齿象

那么，怎么才能证明当时北方大象不是亚洲象呢？青铜器上有蛛丝马迹。非洲象鼻端有二指，亚洲象则是单指。

李冀先生根据1996年版《中国青铜器全集》收录的多张照片证明，北方出土的象型青铜器上，鼻端都是二指，倒是湖南出土的象尊上是单指。这说明，商周两代，北方大象应是小型菱齿象，湖南等地可能是亚洲象。这与《绝越书》中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契合，苍梧大致在今湖南、广西一带。

战国时，北方已难见大象。《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小型菱齿象灭绝，或与食物匮乏相关。大象一天3/4的时间都在进食，成年亚洲象每天饮水160至220公斤，需200公斤左右食物，产生150公斤左右的粪便，每只大象平均需要10平方公里的草地。

春秋战国是北方环境遭较大破坏的时期：

一是人口迅速增加。春秋初，中原人口仅五百七十多万，加上游牧民，勉强一千万，到了后期，增长到两千万；战国初期，突破三千万，后期增长到四千万。

二是战争不断。春秋共400多次战争，战国又是200多次战争，后者次数虽少，规模却剧增，以秦赵的长平之战为例，双方在上党对峙3年，国力几被耗尽。

列强都在掠夺资源，大象也失去了生存空间。到汉代时，北方已无野生大象。

大象混成了江猪

汉武帝时，宫中设奇华殿，专养动物，有“巨象、师子(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养大象，是为装点太平。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所谓“白象行孕”，即“伪作大白象”，就是用人扮演。汉代画像石中，有人身象首的图案，在当时，舞狮、舞龙、舞象是庆典标准用舞。可能是大象易驯化，后多用真象替代。象舞时，需把大象的头部涂成红色，即“白象朱首，鱼龙曼衍”。

大象受宠，原因有二：

一是古人不只是把大象看成动物，而且视为生态系统，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且古人有“比德思想”，即从万物身上发现道德，引为教训。节日用象舞，可视为一种提醒。

二是佛教传入中原，佛经常以狮子和“大象王”喻称诸佛，且有“白象入胎”说，即佛祖出生前，其母梦菩萨乘白象入右肋，白象被视为佛祖的化身。《华严经》称：“普贤学得于行，行之谨审静重莫如象，故好象。”

两种传统汇合，大象的影响力陡升。三国时，为拉拢曹操，孙权曾赠送巨象，养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城郊)附近的毛象陂，曹冲称象的故事即从此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还有大象。据《酉阳杂俎》记：“龙象，六十岁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两牙，江猪也。”形象如此不堪，应是体型较小的亚洲象。

大象的漱口水能治病？

唐代时，长江流域的大象也基本绝迹，宫廷仪式用大象，只能去岭南找。

一方面，“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重心南移，大量北方人进入南方，即“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以致“江西、湖南，地称沃壤，所出常倍他州”，农业扩张，挤占了大象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对大象制品的消费增加。西魏以降，五品以上朝官需执象牙笏板，其中“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红，最堪作笏”，用牙笏成了身份象征，此习一直沿至明朝。

在民间，一些人误以为象牙能治病，唐代名医甄权在《药性论》中便认为象牙“甘，寒。清热镇凉，解毒生肌”，用它磨成粉，治疗疮毒、痔漏等。唐人迷信象能治病，以致周澄国上表唐朝，说诃伽国有一头四牙象，能“以水洗牙，饮之愈疾”，建议派兵去抢。

此外，唐人还有食象拔陋习，据《太平广记》载：“潮循人或捕得象，争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

大象勇猛，但有短板，就是怕狗吠，所以猎人们“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则下，潜刺杀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毙。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

不过，据《旧唐书》载：“贞元二年(786年)……希烈于唐州(今河南境内)得象一头，以为瑞应。”这只大象为何北上，而且跑得这么远，是一个谜。

宋代官方鼓励杀野象

汉代宫廷即开始养大象，唐朝时则制度更完备。

据《唐六典》：“凡象日给槁六围。”就是每天给6捆干草，此外，“诸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象马骡牛驼饲青草，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可饲，粟豆依旧给。其象至冬给羊皮及故毡衣”。

大象体型巨大，日常食物中乏盐，常因偷盐与人类冲突，唐人对此已有认识。大象体温高达38℃至39.5℃，散热惟艰，所以无体毛，特别怕冷，遇到下雪或结冰，便“皮温不匀，肢体末端发凉，感觉迟钝，全身战栗，四肢僵硬”，所以穿羊皮袄过冬。

唐代以后，宫廷养象成定例，重大仪式、节日庆典中常有大象的身影，但野生大象越来越少。

宋代北方长期不稳定，只好将重心放在南方，为发展农耕，政府鼓励民间猎象。

比如机刃法，大象一般原路进退，在象路上安置利刃，“苟中其要害，必死”。此外有陷阱法，大象体重大，一旦入坑，便无法爬出，只能等死。此外还有悬巨木法，在象路上设大木，将象砸死。还有残忍的象鞋法，近于捕兽夹子，但与大木相连，大象中招后，“负其痛，不能食，展转，谓之着鞋”，几天后，大象精疲力竭，众人再将其射杀。

因大规模捕猎大象，可耕地面积扩大，尤其是岭南地区，“自秦汉以前为蛮夷，自唐宋以后为神州”，但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野象渐绝，只剩云南少数地区还有野象。

老百姓为何喜欢大象

元明清三代，大象一般养在宫中。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的象队有5000头大象。马可·波罗因张口即“百万”，时人讥为“马可百万”，《马可·波罗游记》是他在狱中讲给狱友鲁思梯谦，后者整理成文字。鲁思梯谦是小说家，因讲述亚瑟王故事成名。亚瑟王可能并无其人，《马可·波罗游记》中内容与亚瑟王传奇颇相似。

《马可·波罗游记》被多次转抄，早期版本达160余种，彼此相差甚大。揆诸情理，5000头大象实不可能。以每头大象日食200公斤计算，一年下来，消耗草料3.65亿公斤。

明代驯象不过几十头，驯象卫却有20146名士兵，且“在京象马牛房草料，昔止派河南、山东、并顺天等八府供给”。八府才能支持，如果是5000头大象，怎能养得起？乾隆时，养象仅39头，就因负担太重，下令藩属不得再进献大象。

虽然野象渐少，但老百姓对大象却普遍有好感。

传统建筑中，常有“象荷果盘”图案，果盘中多是象征长寿的桃、多子的石榴、多福的佛手瓜。大象图案多与狮子图案合用，“狮”通“世”。象背宝瓶，即太平，狮舞，即盛世，合称太平盛世。在佛教中，文殊乘狮，意为智慧，在佛祖左边；普贤乘象，意为吉祥，在佛祖右边。所以左狮右象是定式。

象鼻喜吸水，古代民间传说水即财，故大象图案有招财的含义。在这些传统的基础上，难怪大家对云南大象北迁这么关注。

(本文多处引用学者李冀先生论文《先秦动物地理问题探索》中的观点，不一一列出。) 【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