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文学的巴黎圣母院与建筑的巴黎圣母院

多少年来，巴黎圣母院在各类文艺作品中频繁亮相，而这些作品也给予了巴黎圣母院永恒不衰的文化强度。

余中先

观点提要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

世人都知道，先有塞纳河畔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后有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而于我，却是先读的雨果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后在巴黎的塞纳河畔看到了巍峨壮丽的圣母院。

第一次去看巴黎圣母院是1988年，还没亲眼看到巴黎圣母院时，是雨果的小说让我对这座大教堂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脑海中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挥之不去： “建筑艺术的奇观” “巨大的石头的交响乐” “用千万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劳动者的幻想”。到了实地一看，那巴黎圣母院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美丽、更气派、更雄伟、更壮观，实在令我惊愕万分。

从四面看去，它令我有各各不同的感觉，正面看威严如金刚，后面看神奇如天使，从两侧来看，则是无比细巧，无比繁杂，说是巧夺天工也毫不为过……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好在现今照片、明信片、电视片、互联网不乏它那切实的身影，可免我在此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巴黎圣母院是所谓“野蛮”的哥特式建筑，建于中世纪，其风格已从早先的罗马式圆形教堂变成向高处发展，正面进去一般有三道门，中间那道直接进入大殿，是做弥撒的地方，有回廊、中殿、小教堂、耳堂……里头有很多艺术作品，如玫瑰花窗、圣徒雕像、圣经故事绘画……后来几次参观，看得比较细，还专门付费参观上层的游廊和钟楼，以及地下的珍品陈列馆。

我当时在巴黎大学索邦学院做博士论文，以法国诗人克洛岱尔为研究对象。克洛岱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诗人，曾在中国当过十几年外交官。1886年圣诞之夜，这位年轻的诗人进入巴黎圣母院望大弥撒，就站在大厅右侧第二根十字柱旁，激动万分地聆听庞大的管风琴奏响的雄浑悲壮的圣歌，顿感一种灵魂的升华……

还是回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上来。

雨果29岁那年写成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一部名著，仅四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就能让它名垂千古：青春美丽、活泼热情、天真率直的吉普赛少女爱丝美拉达，丑陋凶狠、善良孤僻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虚伪狡猾、道貌岸然、聪明博学、心灵扭曲的副主教克洛德，还有英俊潇洒、风流成性、轻薄卑鄙的卫队长弗比斯……故事中体现出雨果独创的“对照美学”原则，足以使其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

我年轻时读书只求快，恨不得三四天把厚厚的一部书读完，听人说《巴黎圣母院》的第三、第五卷可不读，因为跟情节没什么关系。我也就这样做了。后来，等多年后再来读《巴黎圣母院》时，才发现当初的我错过了书中一个重要部分。

那几章确实是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但作者在其中谈到了他对法国文化、对巴黎圣母院、对建筑艺术、对巴黎社会、对整个巴黎城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小说家写作时会把故事情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英雄业绩写得惊心动魄，然后突然会笔锋一转，整整一大章跳出情节之外去发表议论，雨果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们读《悲惨世界》时会发现，他在故事之外谈到了拿破仑、古希腊社会，可能是离题八万里。但，这些章节如果跳过的话，对我们理解作品是会有损害的，也就是说，我们或将不能完全理解或读明白雨果的思想。

大概也正因如此，雨果把小说命名为《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别的，例如“钟楼怪人”或别的什么。在我看来，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或推而广之，那个时代中人的命运，是与巴黎以及圣母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教堂其实也是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呢。卡西莫多把吉普赛少女救起，隐藏在圣母院中，凭借着“圣地”的严格规约，不让人把她抢走；在圣母院遭遇围困时，卡西莫多让熔化了的铅液从圣母院顶楼上倾泻而下，阻止了民众的攻打；最终，卡西莫多识破了副主教伪善的面目，把他高高举起，从圣母院的高处狠狠摔下……

雨果曾说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宏伟的石头交响乐，是人类和一个民族的辉煌杰作”“每一块石头都充分展现了工匠的奇想同艺术家的天才的完美结合”“这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像神的创造那样威力无穷，丰富多彩，仿佛是从神的创造中窃取了多变与神圣这两重特征”。

除在作品中细细描写了圣母院的建筑本身，雨果还对圣母院建筑的某些装饰风格提出了批评，并且指出圣母院遭受种种破坏有几个因素。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的1831年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次年，他就写了篇题为《向破坏古迹的人宣战》的文章。谁是破坏古迹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彼时的巴黎当局。彼时的巴黎当局要谋划城市的发展，嫌弃原来老旧的巴黎不好看，要建设一个新巴黎。为实现这个目的，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提出了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整体规划：拆除一些建筑。雨果的看法跟当时的长官意志有冲突，他觉得古迹应该保留下来，而不是拆掉。于是，一个作家，就把认真保护圣母院之类的问题特别认真地提了出来。

现在看来，当年的雨果是相当明智的。他提出： “从中世纪艺术遗迹上，可以分辨出三类不同深度的创伤。”第一种，时间，这个好理解，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让建筑留下伤害，表面会裂纹满目、锈迹斑斑。第二种是政治革命或宗教的革新，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也曾相当厉害，而巴黎公社期间则有好多寺院被烧毁。这些盲目而狂暴的破坏，汹汹而来，撕碎了古建筑的华丽外表：拆毁圆花窗，砸烂小雕像……第三就是时尚。雨果认为：时尚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可笑，从文艺复兴时代种种杂乱无章、一味追求华丽的风尚开始，建筑必然走向衰落。雨果甚至尖锐地指出： “时尚的破坏是深层的，它能攻击艺术的骨架，伤其筋骨，对建筑物进行裁割、切削、肢解和杀戮。新的时尚问世，会对建筑物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间和革命却没有这种奢望。”

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这个杀死那个”是历代人都要考虑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最早，大概就是石头的教堂，随后是书本，后来是报纸、杂志，再后来是电影电视，现在当然是手机、互联网等，一个会不会杀死另一个？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

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往往会联想雨果的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过，看巴黎圣母院之前或之后，可能会做功课去读一下，也就是说，著名的文学作品也会促进我们作为旅游者对古迹的参观和联想。

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有了这一警钟的长鸣，人们恐怕会做得更明智，会让这个养育另一个，这个促进另一个，这个激励另一个，这个繁荣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是应该留下来的，而且，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建筑上的代表作，它们存续下来，会让后代意识到历史的脉搏就跳动在那些石头、木头、钢铁、玻璃的建筑中。《巴黎圣母院》就总结了巴黎的历史建筑：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时代有杜伊勒里宫(后来烧了)；亨利二世时代有市政厅(曾被烧毁，重建后依然还在)；亨利四世时代留下了王宫广场；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现为陆军总医院)；路易十四时期有残废军人院(现是军事博物馆)；路易十五时代有圣絮尔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时代留下了先贤祠(为共和国伟人设立的公墓，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居里夫人都埋在里头)；拿破仑时期有旺多姆广场。

以上是雨果总结的，在他以后，我们不妨替他总结一下。七月王朝开始建造了凯旋门；第二帝国时建有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有了埃菲尔铁塔，铁的塔，象征一个钢铁时代；进入20世纪，有大王宫、小王宫；戴高乐时代，中央菜市场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场的热闹景象，只能在左拉的作品中重温了；蓬皮杜时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厂)，是现代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克时代应该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它延长了从小凯旋门到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密特朗时代是“四本书”造型的国家新图书馆……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把雨果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奈瓦尔的一首诗《巴黎圣母院》翻译成了汉语。

译文如下：

“圣母院够古老的了，或许人们将看到它

有一天埋葬当年它曾看着诞生的巴黎；

但在千年之后，时间将让那笨重的骨架

犯下过失，就像一条狼让一头牛顿失前蹄，

扭曲它钢铁的神经，以一副聩昏的利牙，

忧愁地啃噬着它岩石构成的古老骨脊！

来自大地上所有国家的众多人们

将前来此地把这威严的墟景瞻仰，

并且想入非非的重读维克多的书；

会以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

就这样又长又方，雄伟壮丽，巍峨精神，

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个死人的影障！”

我是1990年代译的这诗。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有人又找出了这篇译文发在网上，并告诉我说，余老师，你多年前译的东西还挺好的。我想，确实很好，它很应时地回答了“这一个杀死那一个”的问题。

我总在傻想，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看不到巴黎圣母院原来的样子，有些部分会倒塌，有些部分会面目全非。但我们站在它面前时始终会想到，有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还在，它的魂还在，这就挺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法语文学翻译家)

相关链接

1903年，鲁迅第一次把雨果小说带入中国

即使一生没去过巴黎的人，也会从书中知晓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这座塞纳河畔辉煌雄伟的教堂，始建于1163年，花了整整一百年才完工，距今约800余年的历史。圣母院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也成为感情忠贞不渝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地标，这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群演绎了一幕幕美好的历史过往和传奇故事，也见证了近代史中不少重大的节点，甚至见证了贝多芬与拿破仑的反目；与此同时，在雨果那段回肠荡气的文字记载之外，“纸上的巴黎圣母院”也与不少中外文化名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勾连，甚至和中国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作者、与鲁迅先生都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23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让统治法兰西半岛几个世纪之久的君主制土崩瓦解。肇始于康德的理性精神，加上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众的启蒙精神浸润，法国人民心中燃起革命之火，也给宗教的象征巴黎圣母院改了名字——“理性圣殿”。

革命者中的激进派们，将圣母院里先贤的雕像悉数“砍头”，只有那口“卡西莫多大钟”幸免于难。“理性圣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窖。那些以革命果实酿造的芳醇，倒映着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然而自由与平等很快变成了混乱与无序。于是，法国人民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给了一位掣着革命的电光石火，能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强人，他就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让雅各宾派退出“C位”。可接管了革命政府后的拿破仑却对保皇派和天主教示好。于是，他很快被指窃取了革命果实。远在莱茵河畔谛听革命潮响的康德的老乡——贝多芬，听到拿破仑加冕称帝的消息，气愤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曲谱撕得粉碎。当然，我们今天仍能幸运地听到这支差点夭折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但是，让贝多芬始料未及的是，那幢被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圣殿”之名的恢弘建筑，恰恰见证了他俩的反目——拿破仑把加冕典礼的地点，特意选在了巴黎圣母院。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部分觉醒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译介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就包括《巴黎圣母院》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大家也许想象不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就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曾朴自晚清时期，就开始大量介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面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而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则是到了上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倾向于革命。当时的原著译名，曾朴直接取自书中男主角卡西莫多——《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办了“真善美书店”，“真善美”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于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就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卡西莫多——这位相貌奇丑无比，却心地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正是被压迫的底层人民的代表，曾朴将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年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把作者雨果译作“嚣俄”。这个译名不是这位当时介译雨果作品最多的译者的首创，而是来自另一位著名文学家的手笔。1903年，还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发表了我国第一部雨果小说译作《哀尘》，他将作者署名译为“嚣俄”。要知道《哀尘》是雨果的另一部巨作《悲惨世界》。但“嚣俄”这个名字，却印在了民国时期各个版本的《巴黎圣母院》的作者栏，这也是鲁迅对我国译介史的贡献之一了。 【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