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方伊：“没有故事”的编剧

伊玚

因为《蒋公的面子》，身为90后编剧的她早早就拥有旁人难以企及的知晓度与话剧经验。

十年间，温方伊从南京大学一名大三学生，经历了读研、攻博、组建家庭，及至为人母；带来“最难吃的饭局”的《蒋公的面子》，以一部校园剧的姿态面世，然后誉满象牙塔，获封神剧开启全国巡演，至今在各大剧场上演400余场。

面对处女作即成名作，温方伊承认确实会为后续写作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新的作品就有新的失败风险，但她不会停止努力去做好的作品，写出人的复杂性，写出离奇又合理。

1.《蒋公的面子》诞生记

温方伊和她的大三学年作业

《蒋公的面子》十岁了。

本月15日，这出被观众赞为“最好的民国戏”的原创话剧，完成了443场演出，迎来了它的十周年纪念。编剧温方伊在朋友圈转发了剧组的庆祝推送，配文是简短又郑重的“感恩的心”。

时间回到十年前，还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读大三的温方伊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学年创作的剧本，会一举成名，不仅仅走出了校园、走向了商业演出市场，并且展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经久不衰地演出至今。

南大一直以来流传着一个校史传说，1943年蒋介石要当国立中央大学(南大前身)的校长，怕身份难以服众，就请几位教授吃年夜饭，这让几位教授非常纠结，他们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2012年5月，适逢南京大学一百一十年校庆，戏文系的吕效平教授觉得这个传说很符合自己“戏剧就是把人的灵魂放在火上烤”的戏剧观，于是把这个选题布置成一次“命题作文”留给他课上的学生们。

作为写作者的温方伊，从小最头疼写记叙文，她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小学老师布置写游记，她交一篇游玄武湖，被批评是“流水账”，大受打击，直到初中开始学写议论文她才找到了主场，几方论点佐以论据，逻辑严谨，理性清晰，是她喜欢的表达。

还是中学时代，老师让大家分析莫泊桑的经典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同学们大多注重观点正确与否，分析课文如何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人情淡薄，温方伊用自己“朴素的小孩子的心态”换位思考分析起“如果于勒是自己的叔叔”，世俗的亲情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言之成理，老师也很喜欢。于是带着点模模糊糊的直觉，温方伊觉得自己可以“走这个路子”，敢于表达，敢于展示自己人文主义的关怀。

带着“要不要给蒋公这个面子”的论题，大学生温方伊投入到海量的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史料阅读中，正史、口述史、私人日记一轮找遍，她找到了“烤灵魂”的痛点，是“尴尬”。

“我的感觉就是民国知识分子真惨，但是这种惨不是说他们活得很拮据，而是他们的地位很尴尬。他们想要当精英，但是许多现实的追求无法达成，又想要引导普罗大众，但是和真正的大众又有许多隔阂。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把这种尴尬的状态表达出来。”

于是在她的笔下，有了潜心哲学，倔强固执，一身西装的中文系教授，坚决拒绝赴宴的时任道；有了看似谄媚的“御用文人”，一身中山装认为政治可以为学术服务的蒋公的“说客”卞从周；还有了一袭长衫，爱好美食与雀战的儒雅学者夏小山。这个三人搭配，各有特色且相互博弈，就像是《艺术》里的三个好友，在对白的交锋间展示了复杂的化学反应。

“三位教授之前讨论的所有的关于政治关于学术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话题本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抢占精神高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你在精神上或者道德上占据优势，对你之后的行为实际上是争取某种合法性。”三位唇枪舌剑的紧凑逻辑和舒适的流动感，尽管被编剧本人轻描淡写地概括为“作为初学者意外地发现自己还很擅长写对话，至少基本上还是人话”，却仍为广大观众所津津乐道。一些幽默机智的语言包袱，比如反复出现的“吾辈且打麻将”“逃难我又没有经验”后被印在剧目周边商品上，成为了该剧可爱且隽永的文化符号。

很快，校园戏剧《蒋公的面子》在南大校内首演，两个小时的演出，掌声、笑声不断。当晚温方伊回家上网刷了刷评论，一片好评，已经心满意足，觉得“这就是人生巅峰了吧”。没想到因为极佳的口碑，同年10月剧目迎来了校园内的复演，一开始定了十场，演出一票难求，剧组干脆在海报上手写加演信息，从10月23日断断续续一直演到了12月2日，比原计划多了一倍。年轻的编剧于是接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名片，有业内前辈，也有影视公司，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

温方伊“开心坏了，也吓坏了。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干脆就用不处理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要感谢吕效平老师的推进，次年《蒋公的面子》转向商演，在老师的敦促下，温方伊跟组承担了与各地剧场对接的行政工作。

2.巡演路上

在象牙塔与社会生活中徐徐落地

温方伊自称是一个“没有故事的编剧”。她的创作之路不是“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苦难造英雄，也不算是祖师爷赏饭吃，不费吹灰之力的天才成长史，她的职业选择和生活阅历都带有一点随机性。

比如小时候看电视“抢不过爸妈”，就跟着看了很多传统戏曲节目，算是铺了一点种子；比如高考时，父亲碰巧看到第一年开始招生戏文专业觉得这是个“上南大的好办法”，入门的时候她还以为自己会就此走上传统戏曲研究的路。

再比如“碰巧”写出了《蒋公的面子》。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面对一个随机的，似乎充满了被动的考卷，还能调动自己的长处，不疾不徐把答案填好，已经是平凡人生中的英雄主义。

在巡演剧组工作的日子里，温方伊自觉是一个“除了书本没有其他创作灵感”的人，甚至还没退去“学生那种没有用的羞涩”，有时候连请剧场工作人员在演出当天提前开一下空调这样小小的要求，都觉得很难启齿。好在剧组的同伴们都是自家人，对她也多是包容与保护，她很感谢这段工作经历，让她能从大学的象牙塔和现实的工作环境的落差中徐徐落地。

受到疫情的影响，温方伊与《北京日报》的采访遗憾地只能通过电话进行，对谈终了，道别时她惦记着要讲一个“扎在心头的小刺”，也是那青涩时代的另一个小小的佐证。

当时《蒋公的面子》剧本单行本出版，她也第一次被出版社邀请到上海书展出席签售活动。紧张，写下除了自己名字以外的任何一个字都紧张。这时候有一位先生请求签上读者的名字，“我当时特别希望他能拿出名片或者身份证给我看，但他没有，就是口述，姓蔡。”温方伊心里紧张加上着急，鬼使神差地写了一个“菜”字，又在读者惊讶的询问中慌忙涂掉。此后她无数次地想象自己回到那个时刻，从容不迫地对读者说，抱歉，那我再送您一本新的，再签一次。可惜现实中，那个涂掉的墨点旁边的签名，还是给温方伊不那么从容的青春时代，留下了一样物证。

“我总想着这样的黑历史要自己讲出来，要是那位读者看到报纸能联系到我就好了，我马上送他一本新的！”

3.对抗压力

艺术创作就该去冒险

2018年6月，由温方伊编剧、马俊峰导演，改编自金宇澄先生长篇小说的同名沪语话剧《繁花》第一季与观众见面。

改编《繁花》的一大难度是缩减篇幅、保留味道。原著35万字，故事横跨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全书用了半书面的沪语成文，写出了一代上海儿女的命运沉浮。而改编话剧《繁花》的体量是3小时，也即3万多字的剧本字数。

由于篇幅与故事限制，主创决定将全篇分为三季制作，第一季中温方伊并没有简单截取小说前编内容，而是抽取了一支主角群体的故事脉络，举重若轻地呈现了主干剧情，情节紧凑清晰，别有海派风情。演出时，更是大胆地采用了沪语表演，引得原著迷观众连连叫好。

凭借《繁花》，温方伊获得了2019年“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编剧，作为温方伊的第二部戏，算得上没有丢“蒋公”的面子。

温方伊说话语速不快，但是她谈话的叙述非常流畅，很少有不合节奏的停顿。就像是身为一个起点极高的编剧，温方伊也自有一番不疾不徐、不紧不慢的气魄与步调。她说自己不急着成功，不急着超越什么，就是慢慢地写。一个作品要“把妆化好了再出来见人”。

新戏《活动变人形》首演前，广州大剧院年轻的工作人员给她做采访，请教她如何保持高质量的创作，她乐了，“我(那时候)就只有两部作品，这样也叫保持高质量的创作吗？”她自称很懒，并没有特别强的创作冲动，相比那些每年都能出一部作品的作家，她是一个超低产编剧。而且，在她看来，“一直保持高质量创作的方式，就是你创作出高质量作品之后就再也不创作。”

“所有的创作者都会痛恨江郎才尽这个词，但是你避免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一部成功的作品之后永远不写作。当你的处女作就是成名作的时候，确实会为后续写作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新的作品就有新的失败风险，艺术就是这样的，艺术是没有永久合格证的，即便是大师级的人物，一生中也难免有失败的作品，这就是创作者内心深处的焦虑。但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停止努力去做一部好的作品。”

4.别样“孕育记”

产房里的编剧没有停止观察

之后的几年，温方伊的脚步轻快均衡，她顺利读完研究生，继续师从吕效平教授读了博士，研究方向是广东粤剧，算是回归到了大一时“以为读艺术系就是研究中国传统戏曲”的初心。与此同时她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2021年，温方伊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产的一年，除了如期而来的《繁花》第二季，还有改编自作家王蒙的同名小说、李伯男执导的舞台剧《活动变人形》，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置身包办婚姻处境的故事，时至今日仍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而促使一向从容的温方伊铆足劲同时接下两部戏的，是一场与创作同样重要的孕育。

也是在2021年，温方伊“升级”成为一对可爱的双胞胎男孩的妈妈。得知自己初为人母的一瞬间，原来模糊的职业规划有了具体而微的目标，要工作，要赚钱。几乎是身为母亲的本能，她要为即将到来的两个小生命提供一个足够坚实的后盾。

于是和两边剧组都沟通好孕期可能的身体状况和预产期，就开始了作为编剧和新手妈妈的双重功课。

工作时她泡在案头工作的文献里，休息下来就看各种关于生产的纪录片，羊水栓塞、高血压、高血糖，看着一个个令人担忧的名词，温方伊却淡然，可能是因为身处艺术行业，深知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最终做成，都需要足够努力的同时足够幸运。她于是被培养出一种悲观主义下的行动力来，她总觉得既然要做准备，就要为种种可能出现的糟糕状况做足功课。

距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月，不满30周的宝宝就提前来报到了。但谈起这段寻常人看来颇为艰辛的早产经历，温方伊却不自觉地说出了一连串“幸运”。

“我觉得别人的紧张好像缓解了我的紧张，跟我老公比起来，我好淡定。就像那天半夜，我自己还花了一点时间来判断究竟是羊水破了还是漏尿了。确定是羊水破了之后，我庆幸预习了有关知识，就主动躺下让我老公叫车。”

“当时还觉得我们好幸运，我选定的医院在市区，白天堵车特别严重，幸亏事发时是半夜才能一路畅通无阻。到了之后医生说胎儿没什么大问题，最好能平躺一周保胎，我还在盘算着平躺怎么工作呢？没想到一天之后就宫缩了。”

“一开始只觉得是腰痛，我觉得是平躺太久了，就请先生帮忙按一按腰，一直到疼痛剧烈到觉得自己就要喊出来了，才叫来了护士，接着就直接进了产房。我猜周围待产的产妇肯定很痛恨这种刚刚来了就能生的人，整个过程都比我想象的好一些，因为医生们都很和蔼，会用鼓励小孩子的口吻一直鼓励我。”

“因为有侧切，产后缝合的护士还在和我闲聊，‘你看看你多幸运，刚刚几位主任都在，你一生完，那边一个紧急剖腹产，人手就都走了’。”

“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我好幸运，连生孩子都带着一种可能观察的角度去看，我看到周围的产妇都打了无痛，才意识到自己连无痛都没有来得及打就生产完了，我观察这些医生都站在什么地方，他们在干什么，足月生产的婴儿一生下来护士就会让孩子吮吸妈妈的乳头，因为我的小孩直接进保温箱了，我就看他们在比较这两个孩子哭声不大一样……”

她习惯了即使沉浸在某种时刻中，也要抽离出一部分的自己，用以理性的审视。在体验当下情绪的时候，带着创作者的视角，后退一步，观测着此时的自己。比如当我们谈起自己为人父母之后的心理变化时，“曾经也想过自己是不是应该叛逆一点，不在任何单位就职，做个自由编剧，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人真的会变得胆小很多。”

讲完这句话，编剧温方伊审视着母亲温方伊，更正了这段描述“也不能说是胆小，就是为了更大的责任，委屈了自己一些自由的想法。”

尾声

细节，是一位编剧的武器

在不知不觉间，自嘲是“没有故事的编剧”，拥有了一项属于编剧的神奇武器，可以把人生里细微处的细节悉心收藏，妥善安放，日后像把自制的老酵母揉进面团里一样，把细节揉进作品里。

如果你也是一位沉迷于故事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当代一些最好的编剧，都有这样的武器。写出了英国经典写实主义戏剧《天窗》的David Hare一直执着于虚构类故事作家永远也无法编造的生活细节，并把它称之为“delicious situation”。

写出了《东京爱情故事》《四重奏》的坂元裕二追求在电视剧中写出生活最日常的琐事，于是各怀心事的主角们在桌边讨论炸鸡里应不应该挤进柠檬汁，住在一起的朋友们相处成亲人的证据是大家的头发散发出一样的洗发水香味。最好的编剧，都是被生活的细枝末节豢养长大的。

《蒋公的面子》十年后，曾经那个战战兢兢地给读者签名的女孩一路漫步，成为了一个于生活的无声处收集细节的观察者，成为了一个与沉浸在任何过往荣誉或良好感觉做斗争的人，成为了一个永远理性永远避免自我感动的职业编剧，成为了一个若为孩子的幸福可以抛弃眼前的安逸的母亲。往后的十年，几十年，她还会成为许多许多其他，还会继续成为，她自己。 【编辑:上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