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出《勇气》？作词人洪瑞业：保持有感，别对生活理所当然

马来西亚华语音乐人洪瑞业：《勇气》背后的金牌作词人

【《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梁静茹的《勇气》、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这些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都出自马来西亚知名作词人洪瑞业之手。从家乡玻璃市到吉隆坡，从台北到深圳，从诗歌界到音乐圈，入行25年来，他从未停止创作，并一直在积极推动发掘更多新鲜创作人。近日，洪瑞业接受《中国新闻》报专访，分享自己的创作秘诀：让内心慢下来，保持对生活的“有感”。写诗抑或写词，在他看来是殊途同归，“我希望表现中文的美”。

洪瑞业(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

从写诗到写词 “表现中文的美”

“28岁诗转词，30岁开始发表，32岁写《勇气》，37岁写《爱笑的眼睛》，42岁写《你不知道的事》，入围金马金曲，47岁才拿到这一座最佳作词人。”不久前，洪瑞业在微博上晒出自己2015年获得马来西亚娱协奖奖“最佳作词奖”的照片。

若非“作曲也必须是马来西亚人才能提名”这一限制，洪瑞业也许能更早将这座奖杯揽入怀中。2000年，他为无印良品写的《话题》《想见你》以及为刘若英写的《透明》在娱协奖斩获四个奖项，同年8月发行的《勇气》让梁静茹红透华语歌坛。

“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如今成了社交网络的流行语，而给梁静茹“勇气”的，正是“金牌作词人”洪瑞业。

洪瑞业出生在马来西亚玻璃市，祖籍福建南安。中学时，他的散文和诗歌频频见诸报端。上世纪90年代初年进入沙登农业大学(现改名为博特拉大学)攻读生物科技专业时，他已是惊艳马华文坛的诗人。

马来西亚知名文学评论家张光达曾为洪瑞业1991年出版的诗集写序，张光达自己的诗歌评论集《风雨中的一支笔》也将洪瑞业列为19位有代表性的当代马华诗人之一。

从诗歌界到音乐圈，文字天赋过人的洪瑞业事业过渡得很顺畅。他说：“不管是现在写词，还是当初写诗，我还是希望表现中文的美。”

洪瑞业(左一)与同为马来西亚音乐人的周金亮(左二)、张盛德(左三)等合影。(受访者供图/《中国新闻》报 发)

“我们想写，是因为‘有感’”

2000年，洪瑞业一度去台北发展，但很快又回到大马并创办了“立刻音乐”，专注发掘词曲创作人。2018年，中国内地的“立刻音乐”成立，初衷也是发掘新人，但方式有了变化：从前，公司为创作者选歌、制作小样，递送至大型唱片公司，让新人作品被选中的几率大增；现在，这种模式不再适用。

至于原因，洪瑞业坦言，“跟唱片公司一样，现在词曲经纪的角色也没那么‘神’了。加上客户方太多，预算跨度大，还有使用权甚至代理权买断，词曲经纪公司说服作者签专属合约的阻力很大”。此外，“作者之间的内卷，也导致他们没有耐心”。

新的形势下，他也打开了新局面。洪瑞业现在将公司名改为“勇气可加”，“加”意味更多跨界合作。他在内地的业务更加多样，“一是带领三个梯次的制作团队去接影视、产品广告等制作专案，同时从唱作人角度去企划专案，主动和音乐平台合作；二是主持创作营，今年6月就有网易云音乐在宁波和分贝文娱在景德镇陶溪川各一场；三是通过课程培训更多好的词人，让更多有兴趣写词的‘小白’加入”。

从2015年至2021年，由深圳市福田区政府支持的“金蜗牛填词大赛”已连续举办七届，洪瑞业是常驻评委。近日，网易云音乐主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原创音乐大赛，他也是主要发起人及评委。近几年，他和多个音乐平台合作，持续发掘华语音乐创作者，用自己的资源为新人铺路。

洪瑞业不吝分享技术上的经验，而关于创作的原动力，他亦有很多肺腑之言。“创作初期，我们想写，是因为我们‘有感’；后来(为歌手)量身定制，我们还是必须有感。有人说(写词)一要靠灵感，二要靠技巧。但我是不相信灵感的，要保持有感，要让内心慢下来。如果你对生活理所当然了，那么不管你在哪种生活环境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他时常提醒年轻创作者不要忘记写歌的初心，“有次我辅导创作者时说了一句：要记得当初创作的快乐啊。对方突然稀里哗啦哭了起来”。

【《中国新闻》对话洪瑞业】

互联网让音乐制作去中心化 但“精准推送”令选择变窄

《中国新闻》报：从诗人到词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洪瑞业：诗是完全独立的，诗人写完一首诗，这诗就是一个完整生命体了。诗可以寥寥几个字，可以数十行；诗可以不押韵；诗没有固定格式(我是指现代诗)。

但歌词不是。词和曲绑定，才算一首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版权上，一首歌如果是100%，词曲则各占50%。在这个认知上，词不是独立的，词必须善用中文声调，去贴旋律的高低起伏；词需要借由旋律的铺陈，在主歌、副歌还有过渡(pre -chorus或bridge)去说一个主题、一个故事，再透过歌声去传播。

在流行歌曲上，词还要更直接地沟通，基本就在一首歌的长度里完成。这是很多诗人转词人要做的功课。

《中国新闻》报：近几年，关于“华语流行音乐在走下坡路”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洪瑞业：听音乐人朋友说过，在纽约有一两万个吉他乐手接录音的活，但市场容量允许他们非常专注在自己擅长的曲风。换句话说，歌手或编曲人，可以精准找到合适的乐手。

所以，当华人流行音乐主导地区从港台转到内地时，我是满怀期待的。比美国大几倍的听众市场，即使不超越，也应该可以各种风格和音乐品种百花齐放，再小众也有足够的受众群去支撑。但事实上，这期待落空了。超级计算机提供的即时数据，导致原本多元的选择，被精准推送变得更窄了。但把现时的大环境定论为“流行音乐走下坡”，我没有太赞同。准确来说，可能需要多几次大洗牌，才能看到百花齐放。

《中国新闻》报：有人认为网络让创作门槛降低。您对此怎么看？

洪瑞业：从唱片公司严谨把关，到网络平台自由上架，我觉得应该不是门槛降低，而是去中心化，接近“零限制”。首当其冲的一定是品质。以往从词曲作品严选到幕后各阶段的专业搭配，现在突然都解除了，没有师徒制、专业培训、实战积累，单纯就是量的暴冲。

好处是我们本来认为这样的“开放”有助于更多的大胆尝试；坏处是阵痛期很长。毕竟审美没有方程式，懂了就能解题。

《中国新闻》报：乐评人大V“耳帝”去年12月在微博上发布一份“100首华语最佳”榜单，您转发这份榜单时说“自从不再有人把关作品发表，curating(策展)这任务越发重要”。以前“把关”的是唱片公司，现在话语权从大公司“下沉”到小工作室或创作者本人身上，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洪瑞业：当作品池太海量，大数据又以分析播放行为和推送为主要目的，我们就需要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去策展、推荐，给听众的耳朵来一场“导读”。

“下沉”感觉是贬义，应该是“下放”吧。如果小工作室或音乐人自己不够坚持，而科技人和资本家一味营销大数据“算”出来的歌，大家就会往“同类型”产出，这就未必是好事。

既然是“创”作，就必须有在大环境“里”的边缘，冒一点险，移动圆心——这句话原意是Herbie Hancock(注：美国知名爵士乐音乐家)说的，这里作借鉴。

《中国新闻》报：在内地担任华语歌曲创作比赛评委这几年，您认为歌词创作在风格上有什么变化吗？

洪瑞业：这跟做唱片有点类似，当你发掘一位唱作人，第一张专辑是从他历年创作精挑细选出来的，你会听到纯粹的、感动的、充满能量的内容；筹备第二张时，就只剩下他之前挑剩的，以及发片之后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创作的。两个阶段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多歌曲创作比赛也是如此。第一、二届有一批作品和新词人很优秀，之后比赛广为人知了，参赛作品增加，但能收获可雕琢的词人“种子”反而减少了。前面得奖的作品会被参赛者分析，认为那就是评审口味，从而去迎合。

(完)

【编辑:唐炜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