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良渚考古：从手铲到卫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1.6.14总第999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现在，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今年，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经100周年，考古技术与百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心里对考古的传统意象，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就已经利用卫星、无人机等方法，确定了落铲的地点。

“动植物、矿物鉴定等手段，让我们比以前更了解古环境和当时的植物种类、矿物来源等。卫星、无人机等工具改变了测绘方式，可以更大范围、更精准地理解大地貌。”良渚遗址第三代考古领军人物刘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历经四代人85年的考古发掘，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封面浅黄，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上方两个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

后来震惊世界的良渚遗址，其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去世时仅28岁。他是余杭县良渚镇本地人，1936年时，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在战火逼近之前，发掘工作草草结束，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如“棋盘坟”“茅庵前”“苟山前后”等。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次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

国破家亡之际，并没有多少人关心一个考古发现，与同时期殷墟的惊世发现相比，良渚也显得黯淡无光。杭州各类机构被迫迁移，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施昕更孤注一掷，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有样学样写出了《良渚》。“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施昕更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这本《良渚》报告写得挺规范。

他仅懂一些古生物学知识，无力对手上的古物作出进一步解释。当时，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史前考古的理解框架尚未建立，挖出了一大堆问题。

他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良渚的黑色陶器，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因此，他把考古报告副标题拟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用黑陶定位良渚，而非后来被证明意义更为重大的玉器。

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判断文物的年龄，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判断谁早谁晚，大致定位年代。

就在报告出版第二年，1939年，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在缺医少药的瑞安去世。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

竹签剥出惊世“王陵”

良渚遗址冒了个头就沉寂了。1963年春，良渚第二代考古人中的代表人物牟永抗来到良渚附近的安溪苏家村，进行小规模发掘，只发现了陶片和半个玉琮。之后，发掘再次停滞。

改革开放后，考古工作全面恢复，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由于施昕更那本《良渚》报告，该所将良渚遗址作为工作重点之一。1981年，良渚考古重启，主持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王明达。这时他已经毕业15年，在农场、热水瓶厂待了很久，38岁这年终于全身心干起本行。

1986年5月31日下午，天气闷热，一场雷雨正在酝酿。3点刚过，在良渚遗址一座名为反山的山坡上，考古人员陈越南从探方里清出一个土块，粘着小玉粒和漆皮。他小心地捧到领队王明达面前，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立刻从1.6米高的隔梁跳进坑里，蹲在挖出土块的地方，观察了足足一刻钟。

到这天，反山遗址已经发掘了一个多月，还没挖到良渚时期的遗存。此前所里一位专家怀疑挖错了地方，但王明达顶着压力没有停工，他希望这里能够挖出良渚时期的高级墓葬。

王明达按捺住激动，不敢用手铲，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漆皮和很多小玉粒，再也不敢下手。天色暗了下来，他们悄悄用尼龙薄膜盖好，覆上泥土。这时雨点开始落下，他们把整个墓穴都盖好，冒着大雨跑回住地。这一晚，他们兴奋地喝了一顿酒，睡前不放心，还冒雨巡视了一圈。

其后，反山高等级墓葬一步步从五千年的土层中剥离出来。当时技术非常原始，整个考古现场几乎不见现代设备。反山大墓的玉器多到惊人，几乎满满铺在墓底，没有下脚的地方。考古人员独创“土法”，把两根大毛竹架在坑口，悬四根绳索下去，绳索下端也系着两根毛竹，毛竹上搭着木板，就像铁索桥一样，人蹲或趴在木板上，往下探着清理。“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腰酸背痛，一下子人都站不起来”。

经验不足也带来了一些麻烦。王明达回忆，他们以为墓坑内原来是粘湿的，随葬品露出后，特地用喷雾器喷水，以保持墓内环境湿润。结果在取出玉器时，发现朝上的一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沁蚀，或光泽消失，或包浆剥落。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所有墓葬再也不喷水了。

王明达要求，一座大墓几百件器物，要弄清当时是怎么放入的，必须做好记录。这次发掘，对玉器在墓内的原来位置、配伍关系、组合情况等有了全新认识，良渚玉器因此从单件研究扩展到组装件、穿缀珠、镶嵌件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放眼全国，80年代是史前考古全面开花结果的时期。辽宁的牛河梁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复杂社会；安徽马鞍山凌家滩遗址，发现了5000年前以玉器为特色的大型聚落；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发现接近商代晚期的独特文化。这些发现与良渚遗址的进展一起，推动了对五千年文明史的热烈讨论。

反山墓发掘前一年，刘斌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浙江，他将成为良渚第三代考古人领军人物，后来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当时考古所史前考古室室主任是“30后”牟永抗，还有“40后”王明达和“50后”的杨楠、芮国耀，加上刘斌一共5个人，老中青三代挤在一间屋子里。刘斌赶上了好时候，进所第二年就迎来50年最大发现，而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序幕。

“从反山开始，良渚考古‘开了挂’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第三代考古人王宁远说。良渚一时间名声大噪，此后30多年，良渚还将带给人们更多惊喜：1987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被发现；1992年至1993年，莫角山宫殿出土；2006年至2007年，古城城墙被发现，与良渚遗址首次发现、反山墓发掘并列为良渚考古三大里程碑。

卫星图开“天眼”

2006年年底的一天，刘斌在莫角山宫殿西侧200米勘探时，洛阳铲碰到了地下3米的一层石块。开始没太在意，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却不知是什么用处，想得睡不着觉。他向当地村民打听，好几个人都说打井时也挖到过。他心里渐渐有了一个答案，也许是城墙。

不少考古专家都说过，想象力很重要，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反山大墓就是这样挖出来的，良渚城墙也是如此。

刘斌带着人一边想一边找，2007年，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古城墙被全部找到，围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整体面貌被揭开。“不敢相信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刘斌回忆。

他继续发挥想象：按照中国传统外郭内城的构造，良渚会不会也有外郭？外郭比内城更宏大，依靠洛阳铲去探，难度太大。

作为尝试，考古所首次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制作了遗址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有了惊人的发现：挖了这么多年的莫角山宫殿遗址，以及大小莫角山、乌龟山三个高台，在模型中清晰可见。再看向城外，古城东南部外侧浮现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北、东、南三面都有，环绕着城墙。接着迅速开展了墙体上的考古工作，古城外郭找到了。

所谓“数字高程模型”，通俗地说，就是把地图上相同高度的物体涂上相同颜色。这样，即使一道城墙断裂成分散的小段，因为基本高度一致，在图上就显示为相同颜色，所以就能清晰看出城墙脉络。

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地图考古”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今年5月上旬，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数字实验室里，王宁远指着覆盖半面墙的一张卫星遥感图，勾勒出良渚水坝的轮廓。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良渚地区水脉纵横，北部靠山，良渚先民是先建了防洪的水利工程再建古城。大坝沿着北部山脚延伸，分为三段，西侧的谷口高坝和东侧的山前长堤是90年代之后陆续发现的。不过，这两段似乎有关系的堤坝，中间却缺了一段，考古专家为此困惑了多年。

2011年的一天，在美国任教的考古学者李旻送来一张“科罗娜”卫星1969年拍摄的遥感图，这张解密的遥感图出自冷战期间美国情报机构的侦查行动。在国外，卫星和飞机的遥感图已经掀起一阵“太空考古勘探”的热潮，考古学家“开了天眼”，辨认出古代的建筑、道路、城市，按图索骥，发现了比吴哥窟更大的柬埔寨中世纪古城，以及17座埃及金字塔等。

这是一条细长的遥感地图，呈现出植被茂密的环太湖山区。王宁远放大后浏览细部，看了很多天，有一天，突然有了发现。他手指在图上向下划动，在高坝和长堤中间，往南几公里之外，两个圆形山丘中间，隐约浮现一条平直规整的堤岸。“这两座山丘承受山洪的冲击，一般来说不可能存在连接，应该是人工的遗存。”后来立刻进行地面勘探，证实了他的发现。

这段平原低坝是关键的一块拼图，一段横阻于山前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大雁展翅的形状完整浮出水面。

王宁远发现，良渚水利工程不仅能在汛期挡水，还能在旱季补水，大坝形成的两级水库向城中补给，保证生活用水和航运水位，十分科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

根据测算，良渚水库水面是杭州西湖的1.5倍，库容则是西湖的4倍。工程规模浩大，延绵11公里，最高处15米，体现了惊人的动员能力。良渚水利系统再一次抬高了良渚遗址的地位。国际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认为，良渚的水坝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达到如此规模的公共工程，也为良渚进入早期国家阶段提供了证据。

高科技探究古城兴衰

在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的地质考古实验室，藏品柜里存放着从附近山上采集的几乎所有石材样品，标记着经纬度坐标和深度。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后，考古人员采集了这些样品，希望搞清楚当时人们从哪里采石，花多长时间，是怎么运输的。

“80后”的良渚第四代考古人姬翔是地质考古专家，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参与了良渚遗址的地质考古项目。

“这是为了研究良渚古城的生活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能大致了解到当时各地区的交流。”姬翔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石头样本的用途。他们研究出的结论是，根据城墙垫石质地和形态对垫石进行分垄计算，当时城墙垫石是用竹筏运输的，并根据河道和采石点位置，还原了可能的运输路径。

“以前只能用肉眼看，大概判断像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在红外、荧光检测设备之下，能够分析石、玉、土的化学元素和矿物结构，精细地比对。”姬翔说，目前发现的最远的岩矿，距离古城约100公里之外。对城内猪骨的检测也发现，古城居民吃的猪与100公里之外嘉兴平湖遗址的猪很相似，可能是同一批。

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设立了多个科技实验室，从地质、水利、动物、植物等学科认识遗址。中心还与国内很多高校合作，复原了距今7000年、5500年、4200年、3800年等关键时点的较高精度的水文、地貌、气候环境。

这些研究为良渚古城的兴衰提供了线索：距今约4200年，杭州余杭盆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大洪水，良渚古城从此销声匿迹，直到2000年后的战国时期，才重新有人类来此生活。

“现在技术手段更多，老先生以前把框架搭起来了，我们现在是往框架里面填充细节。”姬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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