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系一地鸡毛 中文系不遑多让

英文系一地鸡毛 中文系不遑多让

◎像玉的石头

新学期，我一边看吴珊卓主演的6集轻喜剧《英文系主任》，一边跟朋友们分享其中笑料，其间朋友们反复纠正我把英文系说成中文系的口误。某种程度上，这个口误也是一种写实——美国的英文系，不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系嘛。

作为一个在中文系学习工作了14年的文学研究者，在这短短25分钟×6集的时间里，我回顾了我的过去，琢磨着我的现在，或许还预见了我的未来（当然不包含中文系主任这样的意愿）。客观地说，剧集谈不上多么深刻或者尖锐，但又确实呈现了当下大学校园文化和文学教育中最新鲜的现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评价体系问题。

“传授”与“沉浸”，孰优孰劣？

剧中，新老教师的聘任问题贯穿金允智博士短暂行政生涯，它反映的是评价一位教师及其课堂教学的标准和体系。三位慢慢失去活力的老教授，拥有最高的薪水和最低的选课人数，学院因此想迫使他们退休。一位年轻女教师，学术正值上升期，在权威刊物发表了论文，选课人数多，课堂气氛活，却无法获得终身教职。金主任一边努力保留老教授们的讲席，一边为年轻教师争取终身教职。

在中国，高校虽然不至于简单粗暴地用选课人数与薪水的比例关系来衡量一位教师的价值和贡献，但被Joan Hambling教授“拉杂摧烧之”的学生评价表，同样困扰着老师们。当下的大学老师普遍不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身份或思想的权威，但完全用学生的个人喜恶来定义自己的教学水平，仍然让许多老师感到有失尊严。毕竟师生关系本质上仍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的喜恶蕴含着幽微曲折的不理性的成分。讲授乔叟的Joan被学生嘲讽为老巫婆、性冷淡，但当Joan在图书馆外揪住给她打差评的学生痛骂一顿，并表示“你可以侮辱我，但不可以侮辱乔叟”的时候，路过的学生却觉得她很酷，要选她的课。

教学方法或者课堂效果同样无法量化、标准化。剧集对不同教学方法的碰撞采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方式：金主任将两位老师的“美国现代文学”课程合并，同一间教室里两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讲授麦尔维尔与《白鲸》。Elliot是老派的传授宣讲式，小Yaz则是“沉浸体验式”，老师将课堂交给学生，学生用说唱、爵士乐等年轻人钟爱的形式表达对《白鲸》的感受。剧中Elliot如此描述Yaz：“她并不想教他们，她只想与他们一起玩耍。”我们必须承认，他对Yaz的概括是准确的。

剧集并没有对两人的教学方法进行明确的价值评判。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事物，授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师呈现自己作为“人”的过程，那么教师的个性气质本身就会影响其教学方法。要求一位性格沉静内向的教师维持一种互动非常积极的教学形式，与学生“打成一片”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从文学自身来看，切入作品的方式是多样的，进入一部作品的过程亦是有层次的。如果说直观地、整体地去体验作品的美和神秘是对文学的“附魅”，那么拆解作品的结构、思想、生成过程等则可以视作祛魅，两者对于文学教育来说都必不可少，两者必然指向不同的教学方法。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同的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即使是同一个人，认知与感受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读博时，我作为助教带着一个小组细读老舍的《骆驼祥子》，那一次讨论非常充分，学期结课时同学们都表示那是对作品阅读最深入、收获最大的一堂课。然而于我个人来说，至今难忘的却是本科三年级时的“西方文学理论选读”，老师带着仅有的5个选课学生，拿着原版《牛津文学术语词典》逐字逐句翻译、解释、整理成段落，课堂单调、缓慢而宁静。

“文如其人”与“文以载道”，是否可能？

剧中另一条叙事线索围绕着前系主任比尔的去留问题展开。他在课堂做出了纳粹的敬礼动作，这个触及底线的玩笑引起全校学生的抵制，宣告了他的“社会性死亡”，也使他失去教职。比尔在剧中是一个多面人物，作为老师，他的课堂教学很充实，他对指导的学生很负责，但同时他又经常上课迟到；作为普通男人他沉迷药物、邋遢颓废，但同时热情纯粹、擅长沟通，与其构成微妙对应的是历史上的麦尔维尔。课堂上Elliot用平静的语调讲述麦尔维尔写给霍桑的私人信件的时候，一位学生忽然发问：“我们不讨论麦尔维尔是一个家暴者这件事吗？”Elliot回应道：“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作为作者的麦尔维尔和他的作品之上。”此时Yaz解围：“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我的课程部分里讨论，我们也会讨论女性对他创作的影响。”

这是一个老问题：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文如其人”的观念和“文以载道”的要求，因此如李煜、宋徽宗又或者是张爱玲、周作人这样的创作者便在文学史中浮浮沉沉。另一方面，联系到此前《飘》等美国经典文学作品因种族歧视下架的系列事件，Bill与麦尔维尔的处境亦是一个新问题，即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日渐抬头。这亦旧亦新的问题归根结底，乃是文学与道德的宏大命题。

剧集无意也无法回答这个永恒命题，我也不能。学生对麦尔维尔的陈述或许是一个事实，但Elliot的说法也并不能被视作诡辩，Yaz的解围方法更不是取消问题本身。三个人的说法共同揭示了当下我们真实面临的“道德困境”：当我们告别了古希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截然分离的城邦政治，也告别了“士农工商”秩序分明的等级社会之后，也就告别了以“身份”锚定自身坐标的单一伦理道德体系。文学和文学创作者的任务，或许并不是为这个困境找到解决的办法，更不是制造困境并不存在的幻象，而是诚实地记录和再现困境及困境中的人类。

此处，还有读者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这一关系的变化更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认知和评价。在古代社会，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文字书写的典籍，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由教育普遍匮乏、识字率普遍低下、印刷技术原始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此时的文学艺术必然是被人仰视的。随着教育日趋普及、印刷出版愈加便捷，尤其是互联网提供的即时开放传播平台的发展，文字的权威性逐渐衰退，人们看待作家这一以语言文字技巧谋生的群体，便也逐渐趋于平视或俯视。仰视容易制造光环，俯视容易滋生冷漠，“同情之理解”正是最为困难的角度与态度。我自己亦有小小怪癖，“知人论世”本是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题中之意，但我私心并不喜欢看作家传记，因为人总难免有无聊庸常甚至卑琐的瞬间，看见了便难免厌恶、遗憾甚至痛苦。可见在中文系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也尚未达到“同情之理解”的理想境界。

写到此处想起了另一部与文学教育有关的著名电影《死亡诗社》。如果将其与《英文系主任》略作比较，并不难注意到，30年过去，叙事重点由文学本身转移到了与文学有关的人与事。这似乎也隐约提示着文学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我与一位研究电影的好友时常开玩笑，小说是19世纪的主流艺术，电影是20世纪的主流艺术，而21世纪的主流艺术应该是游戏，不懂游戏的我们都将被送入历史博物馆。

但我们并不因此感到惋惜或愤懑，“主流”指向的只是一个处境，而处境并不是决定价值的唯一要素。作为教授文学的人，我们只是为他人走进文学提供更丰富的路径，正如比尔在被免去教职时所说：“从事这份工作时，你总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你试图占据一个迥异的空间。”但如果他人觉得这条小路十分荒僻无趣，似乎也无须强求，毕竟文学只是认识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种罢了。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