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北京文化的历史横断面

【新书访谈录】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为河南大学讲座教授。主要关注近代中国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阅读梁启超》《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等。

开民智、易风俗，北京现代化城市转型

光明悦读：您主编的文集《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收录了十篇文章，论及晚清北京的新式舞台、报馆、新学堂、公园等近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从“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横断面，能看出当时北京怎样的城市文化特色？

夏晓虹：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色，是由历史的影响与现实的刺激交汇形成的。北京被称为八百年古都，尤其是清朝三百年的统治，构成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北京人的文化品格。从城市格局中体现出来，即是内城(北城)与外城(南城)的满汉分居。不过，满人在北京长期、集中的存在以及满族内部的阶层分化，也使得满汉间有了更多的交融，相对而言，民族关系比较和缓。北京又号称首善之区，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吸引与聚集了大量官员与文人学者。落脚在外城的士大夫，因此与城市平民有更多的交集。北京既为朝廷所在之地，耳闻目睹，世风濡染，北京人对于公共事务也更具热心。特别是1840年以后，历次中外交战的失败以及自强维新运动的发生，揭示出王朝统治的衰败与西方文明的优势，因此，虽然迟缓并且谨慎，北京还是开始了向现代化城市转化的进程。我们现在追溯它的起点，就需要回到晚清北京。总之，满汉共存、士庶交涉、新旧折中，大体可以概括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征。

光明悦读：在《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一文中，您对名伶田际云1906年排演《惠兴女士传》一事进行了详细的史料钩沉，这一新戏排演前后，戏曲界、报界、学界人士悉数登场，戏曲改良、兴办女学、白话报刊等种种命题都回到了历史现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晚清北京的新学启蒙、社会改良是如何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的？

夏晓虹：田际云是近代著名的梆子戏演员，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了，但清末民初，他可是梨园行的领袖。由他排演的新戏《惠兴女士传》，表现的是杭州驻防旗营中的满族妇女惠兴因办女学，经费短缺而自杀的真实故事。惠兴创办女学堂固然有满族自救自新的考量(我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有专章讨论)，不过，女子社会化教育确是从晚清起步，对开通民智、改良习俗意义重大，女学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只有改变待守家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习，女性才能进入学堂接受新学教育。而这些原本属于精英人士的思想观念，要为社会大众普遍接受，需要经过启蒙。

当然，被梁启超称为“传播文明三利器”的学校、报纸、演说，在晚清新学启蒙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只是在这个案例中，我希望凸显晚清北京启蒙的特色，即戏曲的重要性。具有维新意识的田际云堪称最合适的启蒙角色。他既有入宫演戏的内廷供奉身份，又为士大夫与市民熟悉和接受，恰好可以成为沟通朝野、打通上下层社会的中介。而清室与民间对戏曲的共同爱好，也使得“戏曲改良”所致力的开民智、易风俗，得以借助时事新戏的演出深入人心，被广泛接受。起码，北京女学堂的迅速增长与1907年清朝学部颁布章程、承认女子教育合法化，都可以看出《惠兴女士传》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案对于呈现晚清北京的社会改良与启蒙展开的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光明悦读：本书有多个篇章使用了《京话日报》的材料，该报创刊于1904年，梁漱溟曾经评价这份报纸“当年对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清末北京进入了办报兴盛期，《京话日报》在当时是什么定位？

夏晓虹：虽然我在上面强调了戏曲在晚清北京的特殊地位，但应承认，就覆盖面与持久性而言，报刊还是更有效的启蒙利器。北京的报业到1900年后才逐渐兴盛，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报刊的兴起。除了从传统邸报延续而来的《京报》专门登载朝廷文告与动态，民办报刊形成了体现民意的舆论空间。彭翼仲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报人。他的惊人之举是一人办了三种报刊：1902年6月创办的《启蒙画报》是北方最早出现的画刊，目的在开童智；1904年8月发刊的《京话日报》用白话书写，宗旨是开民智，即彭翼仲所说的“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当年12月又专门为了开官智，推出了文言体的《中华报》。《京话日报》的受众显然最广泛，报纸的影响力也最大。这种影响力不完全是因为该报采用了白话，因为在它之前出现的《京话报》就很短命。实际情况恰如本书《〈京话日报〉(1904-1906)的旗人色彩》一文所分析，本来艰难困顿、几乎停刊的报纸，由于彭翼仲以强硬的态度回应英国驻华公使对《京话日报》刊登南非英当局虐待华工的消息以及连载小说《猪仔记》的干涉获胜，让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京之辱的京城百姓感到大为解气，伸张了民意，振作了民气，由此报纸声价大涨，发行量激增。再加上当时北京各处散布的阅报社与讲报处里热心人士的宣讲，吸引了大量无力买报或不识字的民众，也迅速扩大了这份白话报纸的传播范围。因而，《京话日报》所推动的各项改良与开智事业，才可能赢得京师各界的大力支持。

光明悦读：书中有一章介绍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春阿氏案”，该案之所以没有被遗忘，是因为先后有报纸、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记录与演绎，您曾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提到，“晚清社会变动的剧烈，新闻报导的快捷，使作家易有强烈的现实感，比之以往各时代，作品更贴近生活。而重大事件由于已有报刊的渲染、铺垫，引人注目，因此也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与报刊的互动，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晓虹：阅读近代文学、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作品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对时事的快速回应。尤其是在与古代文学比较时，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毫无疑问，近代文学时事性大为增强的特点与近代报刊的兴起密不可分。由于新闻的讲求时效，记者的探求隐情，报刊的持续关注与追踪所造就的时事热点往往会带动舆论，使之成为公众广泛关心和参与的社会事件。前面提到的惠兴以身殉学就是一例。当然，“春阿氏案”更为典型。这本来是一个普通旗人家庭里发生的凶杀案。在没有报刊的年代，“谋杀亲夫”虽然可以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话柄，却也会很快被遗忘。而在晚清的北京，由于《京话日报》的介入与引导，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被指认为凶手的弱女子春阿氏的同情，进而抨击司法机构的滥施非刑、贪赃枉法，表达了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这样就使得一桩平常的案件，因为与清廷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挂上钩，而成为舆论的焦点。小说、曲艺、戏曲等作品随后对此案的轮番演绎，固然有“蹭热点”的商业方面的考虑；但作家在延续社会批判与改革吁求的同时，又加入了爱情悲剧的线索，让春阿氏一案能够超脱一时的政治氛围而传之久远，这的确有赖于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

古都的前世今生，包容的城市品格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提到，晚清北京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否是北京与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关键不同之处？您也曾对“晚清上海”做过一系列研究，这两座城市在近代文明的展开上有哪些异同？

夏晓虹：所谓“士大夫的北京”，指的是北京作为清朝统治的中心，汇聚了最多的高级官员与著名的文人学者。明清以来，他们始终是北京社会的主导者。不过，进入晚清，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传入中国，不但廓清了与“朝廷”的区别，也使得原先的王朝子民逐步转变为“国民”，开始积极关心与参与国事。在这个城市主体与文化品格转化的过程中，北京显示出与上海所代表的口岸城市不同的特色。就现代化的进程而言，上海最早开埠，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加上租界的存在与示范，以及上海原初不过是中国各地随处可见的普通县城，城市的变革相对比较容易展开，上海也因此成为新学新政的集散地。而北京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政治上又是清帝都，转型迟缓得多。不过，一旦新思潮从上海抵达北京，恰如我在书中引用彭翼仲的一段话所说：“北方风气开的慢，一开可就大明白，绝没有躲躲藏藏的举动。较比南方的民情，直爽的多。”

其实更重要的是，晚清北京的城市转型因为传统的负担重，不同于上海的新胜旧衰，而呈现为新旧并存与折中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忠君”与“爱国”并不矛盾，代表民意的《京话日报》也会以“日进两宫御览”相标榜。在这样一种新旧并包的场域中，新学的入场虽滞后，却也不致招来巨大的阻力。以民办女学堂为例，办学的主力是官绅及其女眷，也包括了旗人，即使在清廷的女学章程颁布前，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展开也没有遇到官方的干扰。这和南方绅商创办的女学堂生存状态明显不同。

光明悦读：海外学者曾十分关注上海，“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已经出版了11部，以文化史的思路研究北京、开封、西安、香港等城市，参与的学者很多，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研究的起源与成果？

夏晓虹：《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属于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这套书的第一本，实为2005年放在“学术史丛书”里出版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那是2003年秋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东亚系合作主办的同名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正是考虑到你所说的上海研究已经相当成熟，陈平原与王德威才有意识地把北京的前世今生定为会议的论域。陈平原在此书序言《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中已经提到，与上海相比，“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这也是这套丛书更多关注北京的原因。以此次会议为开端，陈、王二人又以相同的模式与命题，邀请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在西安、香港和开封先后开过三次学术会议，也都出版了论文集。从城市的选择可以看出，主持者显然更看重文化古城的旧邦新命。此外，这套丛书已出各书除两本分别涉及上海与湖南长沙外，其他都是围绕北京展开论述。进入的角度可以是戏剧、报刊、教育、文人群体或文学，但都是对城市某一历史文化空间的解读。

光明悦读：晚清北京开创的种种文化空间，形成了现代北京文化的雏形，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哪些影响？

夏晓虹：从有形的文化形态而言，本书已经涉及的女学堂、报刊(包括女报、白话报)、阅报社、报载小说、演说、时装戏、公益社团、警察、公园等，以及更多未曾涉及的现代高等教育、马路交通、供水系统、城市管理等，晚清北京已经开辟的种种文化空间，都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甚至我自己长期供职的北京大学，其前身京师大学堂，也是1898年成立的。而如果讨论无形的精神遗产，个人感受最深的是晚清北京社会的包容。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新旧共存，也指向北京的满汉矛盾没有南方表现得那么激烈。以惠兴殉学事迹为例，惠兴之死在南方除了旗人群体，报刊与社会中的反应颇为冷淡；传到北京后，才引发了巨大反响，激起各阶层民众竞相参与助学的热情。天津《大公报》慨叹的“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优”，也只有放在满汉融合程度较高这一晚清北京真实的背景下，才能够得到理解。其实，就此例来看，当时北京士庶交涉的情况也可见一斑。个人的感想是，包容的城市品格在现代北京仍应得到尊重与发扬。

(本报记者 陈雪) 【编辑:王诗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