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常与北纬四十度线有关

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常与北纬四十度线有关

主题：在历史面前为文学赢得光荣

——陈福民新书《北纬四十度》首发式暨分享会

时间：2021年9月12日下午

地点：昆仑书集

嘉宾：杨 早 学者

陈福民 学者，批评家

白 烨 作家，文学评论家

北纬四十度线

跟万里长城基本重叠

杨早：怎样描述《北纬四十度》这本书呢？欧洲有一种军事设施叫“棱堡”，《指环王·双塔奇兵》里人类守的城堡就是那种。它的好处就是敌人从任何方向进攻，都会遭受两个面以上的军事攻击。我觉得《北纬四十度》就是一本“棱堡”式的书，意蕴相当复杂。从任何层面来讨论，都会有两个以上的意义交叠，比如文与史，大与小，汉与胡，走与读，等等。

陈福民：杨早老师的说法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我没有看过《指环王》，但他说的“棱堡”这个概念——打进去一定会遭到两到三个方面的打击，这是防守方面特别厉害的构造，让我感觉非常贴切。

本人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针对小说和写作现象提出自己的批评。这个工作我做了40年，对这份工作，我后来有了一点厌倦感。坦率地说，我感觉当代的虚构文学现在太多了，造成相当严重的“阅读灾难”。除了感觉很累之外，我也不觉得当代那么多小说都是有营养的。我认为阅读在当下，是一个特别辛苦也特别珍贵的事——大家在“搬砖”、带娃、挤公交之余，能够抽出一点时间看书。如果读的书没营养，写作者就特别对不起读者。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一点调整，有一点转向。我个人主观上希望能够写出有营养的书，希望处理这一题材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我作为作者感兴趣，读者也能够感兴趣，而且能够从中获益。

对这种写作的追求，让我根据自己的趣味和个人的积累，把自己的工作从原来的当代文学研究批评，转向了一种历史性的写作。《北纬四十度》这本书处理的完全都是历史题材，这是我要向大家交代一下的，我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因为确实有这样的疑问——你干了二三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虽然没有太大的成绩，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做得还可以，为什么突然跑出来干这个来了？我这个动机很偶然，算是机缘巧合地转向了历史性的、非传统的学术批评意义的写作。

我这本书的题材是中国历史，我从春秋战国写起，一直写到17世纪末期，就是清朝的康熙年间。书中内容基本上是北方的民族史。书的题目叫《北纬四十度》，北纬四十度是一个地理概念。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地图，搜集了很多地图。咱们国家最北端是黑龙江漠河，北纬53度。最南端是曾母暗沙，北纬5度左右。我自己在阅读中，发现北纬四十度这样一条地理线非常特殊。在中国的版图里，它东起辽宁丹东，向西延伸走到秦皇岛、北京、大同，再往西走包头、呼和浩特，再往西走到敦煌直至喀什。这条北纬四十度线，正好跟中国的万里长城基本是重叠的──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咱们长城之所以修在北纬四十度线上，是因为这条地理线正好也是蒙古高原和平原的交界处。华北地区的人都知道，张家口又被称为坝上地区。因为北纬四十度是华北平原的最边缘，到了这里地形突然隆起。坝上地区不太适合像样的农业耕种，它不属于我们传统的中原定居耕种地区。北纬四十度以北，是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

整个中国历史两千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我们民族的发展、进步，或者我们民族遭遇的挫折，都跟北纬四十度有关。中原定居的汉民族跟北纬四十度以北的游牧民族——比如说匈奴、突厥、鲜卑、契丹、蒙古，一直到最后满洲——打了两千年，最后他们融合成华夏民族。我这本书里专门写了：“他们后来都变成了中国人。”这是北纬四十度特殊的魅力，北纬四十度并不是保守、固步自封的地方，它是为了争夺民族的生存空间，不同文化、文明的冲撞和结果。

民族冲撞与融合

是文明史的一个事实

陈福民：像我们今天穿的裤子，严格说不是定居汉民族的创造，而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创造，是我们向人家学来的。赵武灵王发现本国的骑兵很少，一个重大原因是骑兵长袍大袖，骑马非常不便，所以他开始学习穿少数民族的服装，以有利于射箭。这就是交流，我们不要看轻这个事情，它意义重大。我们过去有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一直以为北方民族野蛮落后，侵害我们。族群之间的冲突，事实上确实会带来人道主义的灾难。但今天读历史的人应该有一种超越这种视角的能力，应该看到冲突背后所带来的文明交融和文明推进的成果。

再比如现在女孩子穿衣服都喜欢穿小短袖，完全是大唐向波斯人学习的结果。我们今天吃饭围着桌子，这也是跟少数民族学的。东汉以前有个著名的成语是“齐眉举案”，说明吃饭用的是方形的案。而游牧民族因为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匮乏，一旦杀一只羊，他们会围起来吃。这就是围桌吃饭的起源。

整个两三千年当中，围绕着北纬四十度与长城，出现了很多故事。北方游牧民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一次次被人家打进来，打进来就会有巨大的领土损失。大明帝国的国境线很清晰，就在九边——北京、古北口、八达岭，再往北都是蒙古人的地方，大明守的国境线的纬度是非常低的，到后来连哈密都丢了。因此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忽必烈创建蒙元大帝国，以及后来满清通过民族融合重新厘定边界的话，长城以北的很多地方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朱元璋很明白，他创建大明帝国，在诏书当中说得很清楚——“朕承元统”，就是说朱元璋特地承认，忽必烈所创建的元帝国是我们华夏民族统绪之一。朱元璋这样一个封建帝王，他的眼界，他的实践，都比我们今天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还要高明。民族的冲撞与融合并不是我们强行定义的，它是文明史的一个事实。

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动机，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是能让公众阅读。我们过去都是做学术的，我们的文章都要发在专业报纸或者学术期刊上，在学术体制中被阅读、被讨论。但这些文字的传播量非常小，只在很小的学术圈子里面流传。我们一生干了这么多事，但它的传播范围如此之小，我是不甘心的。我一直奢望有一种写作，既是研究性的写作，同时又能与我们普通的读者建立一种沟通的渠道。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放低身段、改变说话习惯，说老百姓的话，让老百姓看得懂。

前几天澎湃新闻采访我，它们的采访稿后来用了我一句话作为标题——“我希望我的写作是有文学的品性，同时又有一副知识的容貌”。这些知识是能够跟普通读者交流的，而不是束之高阁，藏在学院里，只被在引用资料数据时用用。学术研究很重要，但那终究是少数人的事情。我希望我的这种写作，能跟普通公众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说人话，大家还感兴趣。我非常希望在保证知识可靠性的同时，尽量在写法上降低知识表达和理解的门槛。

作品显示了新的写作路子

新的表述方法

白烨：读《北纬四十度》我的心情，高兴，也很羡慕。其实我们搞专业的人都有另外的爱好，像福民有北方民族史的爱好，杨早有近代文化、传媒关系史的爱好。而我有一个爱好是军史、党史，熟悉到跟一些军事专家聊天，他们都很认可的程度。我花了那么大功夫，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看军史相关的书，但是我从来没写过什么。现在福民把他想写的写出来了，我确实羡慕。他一直有这方面特别的爱好，一直在钻这门东西，带有半专业性，所以这本书真不能看成是“打酱油”的作品，它有学术性和专业性。

第二，福民这种写作、讨论问题的层次、定位和概括，确实给我们出了难题。说《北纬四十度》是边疆史记，不准确；说历史地理，也不准确。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这部作品为我们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路子，一种新的表述方法，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学术散文”。但实际上有很多很考究的东西，各种元素在里头交错，所以你很难简单说它是本什么书。这一点也让我觉得很好，越让你觉得什么都能说，又什么都不能把它完全地概括和表达，恰恰是丰富性的很好体现。

《北纬四十度》满足了我一个阅读的愿望，就是关于北方民族史。我一直也在阅读与思考这个问题——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开始叫汉族的？汉族到底是怎么来的？我常说，汉族就是消失的少数民族。少数与多数，位置本来就是相对的。谁在文明进程中赢得多数，就不再是所谓少数民族。因此，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把汉族理解为已经消失的少数民族。

《北纬四十度》里关于民族的叙说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及很强的知识性。专业方面，引用中有辨析，包括那儿说得对不上茬儿，他都会补证。同时它还有很丰富的知识──说实话，这个民族学，如果说你不是特别有兴趣，愿意钻进去辨析、去研究，会觉得很烦。几代单于下来，名字都弄不清楚了。但是福民关于谁是谁，都弄得很清楚。读者即便不想深究历史，通过这部作品也会得到应该有的东西。

我预感福民的这部作品，影响会超过他的其他专业书籍。他的功夫下得太大了，能看到他写一个地方，有很多实地考察。作品中有史料考据、实地勘察，包括自己的解读感受，让你看出来整本书里头有“我”，这个非常好。我还比较欣赏的是作者灵活机动的表达和表述，它们看起来是语言功力的体现，其实要把材料化得很开、吃得很透，才能做到如此深入浅出的表述。这种方式会把古代的事和现代的事相勾连，用现代的认识去反观过去的历史，同时也会有很调侃的地方。这是一次成功的写作。

另外补充一下，书的最后一章《遥念右北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出文化寻根的意味。福民是承德人，我们知道承德人一直对“热河没有了”耿耿于怀。他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复现“精神还乡”，而且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寻根，整体上是围绕民族做的一个文化寻根。

我始终觉得福民跟历史学者不一样的是，他比较个人化，或者说有“我”，可以把“我”的看法、选择、体味、感受，都在里头体现得很充分。因为这些元素，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表达得很特别，留给读者很多思考。比如说那一章写的孝文帝，过去我们对孝文帝的印象确实不太好。作者一开始也写这个人确实不着调，几十万大军南征，结果一下不走了，突然一下又走了。其实孝文帝是想迁都洛阳，是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整体看起来，感觉这个人比较“赖”，但是这个“赖”的背后，其实另有深意，他是想引领自己的部族去走向文明。

攻守之间角色的转换

是文明生成与融合的过程

陈福民：刚才两位老师都谈到了我写这个书当中包含的问题，在“北方民族史”这方面，我跟人家真正做专业的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即便如此，我也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中华民族，现在我们叫华夏大民族，以北纬四十度为一个标志，经过两千年不断的融合，当年的匈奴人、突厥人……已经完全融合在华夏民族大家庭里。文明的演化在表现形式上有时会构成“压迫”，但在终极意义上其实是民族融合的必由之路。

文化、文明的交汇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逼着你这么干。原来是北边往南边攻，南边像接受考试一样，每次艰苦的“考试”得满分的时候很少，往往不及格。只有汉武时期，霍去病、卫青出征漠北，这是第一次考了满分，把匈奴彻底赶走了。第二次是唐太宗，北边各部族的首领可汗敬畏钦服太宗李世民，特地给他上了一个巨大的尊号叫“天可汗”，还修了一条从现在的西安直抵漠北高原的“参天可汗路”，各种少数民族首领经常会到大唐长安来参拜李世民，他是凌驾在其他小可汗之上的“天可汗”。我们得满分大约就这两次。

我在书里面特别强调的是，很多有“民族正义感”的人一直在抱怨自己的“不及格”，觉得挨了欺负。其实他们很少留意到这个事情的“反转”性质——你打进来没关系，你打进来就要立刻承担起防守的义务，你就得接着考试做题，这个宿命你逃不掉的。从我这本书延伸再去看就特别清楚，某个少数民族刚打进来，他马上就要承担防务，所以他做的事情很奇怪——立刻开始修长城。这个我在书里面写到了，比如说北齐，高欢修长城动员180万人，还要很人性化地“配寡妇”。这个如果你不看历史，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北齐高欢原本是驻守包头一带的鲜卑化汉人，他打回内地占领了现在的山西 、河北和山东这一带，马上就直接面对来自北方的突厥人的进攻。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特别伟大和迷人的地方——你选择了进攻的权利，就要承担之后的防守义务。北纬四十度的功能和义务不限于什么民族，你进来就要帮我守。在攻和守之间这种角色的转换，就是文明的生成与文明的融合过程，所以不论你是什么人，到最后都变成了中国人。

这本书里面会涉及地理学和民族史等方面的专业问题，我个人希望这些非常专业的问题通过我的写作和叙述，能得到一个通俗化的效果。

不能因为我写的是文学

就放肆虚构

观众提问：您这个书是有关历史的，用了文学的写法，可能会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的一些东西。当您面对这方面的专家时，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他？

陈福民：这位朋友的问题非常专业。刚才白烨老师已经定位这个书——在文学意义上是非虚构，触及了多个领域，比如民族学、边疆历史学，甚至还有宗教，内容上比较多。澎湃新闻的记者问过我一个问题——写这个书的时候，你感受到最大的束缚是什么？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我回答说最大的束缚是历史学领域“看不见的眼睛”，它们让我如芒在背、战战兢兢。这本书我定位潜在的第一读者是历史学家，我文章可以写得不漂亮，但是我要尽力不让历史学家说我这材料有问题。

以地理方面为例，我写这个书的时候参考了很多专业著作，比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辛德勇的著述。不仅如此，还需要实地勘察，这本书里所写到的所有主体地点我都跑过，里面每一张图片都是我自己拍的。关于民族史学的内容，我每写到一个具体断代史的时候，不仅要看史学原典，还要看当下相关断代史最好的专家关于它的著作。比如，我写安禄山这一章的时候，比较多地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院荣新江教授的著作，写契丹和“澶渊之盟”这一章，为了解契丹史，除了《辽史》《辽会要》外，我细读了陈述和刘浦江先生的著作。

假设说有一种标准，一个写作者跟他所要达到的目标百分之百的契合，这是每个写作者主观上美好的愿望，但可能在实践操作上都达不到。即便如此，写作者不能放弃这个标准。我是按着主观上的标准，尽量去了解和掌握这位朋友谈到的这些民族学、宗教学、地理学专业知识，最起码要及格，不能外行。知道不能百分之百达到，但我主观上会建立起这个门槛和学术之间的关系，不将就不凑合。

杨早：说白了，福民老师放弃了所谓文学作品的挡箭牌。很多文学作品喜欢拿“大事不拘、小事不虚”这个作为挡箭牌，福民老师则拒绝这个挡箭牌，不能因为我写的是文学，就可以放肆虚构。之所以这本书基本上都会引史料原文──作者当然知道很多读者不会看原文，太费劲了，下面会有白话的解释。但是为什么福民老师坚持要放原文？就是为了给某些有要求的读者一个查证的渠道，免得你们说我是胡说八道。这也是福民老师很“放不开”的一点，对自己的一种自我要求。

陈福民：也确实有朋友觉得不应该引那么多原文。我说不引不行。大家知道我们古汉语原文非常简练，你把它翻成普通话轻则多出几十个字来，但我还是愿意做这个事。我当然知道原文有可能给读者造成障碍，但我不能放弃。我会用当下比较通俗有趣的方式把它叙述一遍。坚持引用原文对我来说是个刚性原则，我很怕专业的人挑毛病。

整理/雨驿 【编辑: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