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孝濂：只为描摹生命力的状态

曾孝濂：只为描摹生命力的状态

◎剀弟

展览：画与相——“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个展

展期：3.5-5.22

地点：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对话人：曾孝濂，1939年生于云南昆明，195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95年受聘为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为《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科学著作绘制插画，至今仍笔墨不辍。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春季开幕的展览“画与相”第一次在展览中呈现画作为主——来自“中国植物画第一人”曾孝濂的花鸟博物画，不仅向观众普及了植物科学画和博物画这种相对小众的画种，也通过绘画作品和其他艺术门类作品的结合，呈现摄影和艺术均以自然为师，以科学为镜表达万物之美的信息。

以敬畏自然为本，以描绘自然之真为目的，从事植物科学画六十余年的曾孝濂说，他所做的是一种对自己和社会都有益的工作，同时也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以自然为师，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年轻时是爱好，工作中是职责，退休后就是个僻固”

北青艺评：您是怎么接触到植物科学画领域的？

曾孝濂：1958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正在迷茫，接到了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用通知，半天工作半天学习。我很快就去报到，那个时候路不好走，每天坐着背一个大气囊的老式公交车，但当时我特别高兴，觉得真是天赐良机。

那时正好国家下达“三志”的编写任务，包括《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中国是一个动植物资源大国，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志书，这是重大项目。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单位看我可以画，就把我分配到分类室为《植物志》做插图师，这就是机缘巧合，愿望和客观需要相结合，所以就走上了这条路了。

北青艺评：6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情，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是什么让您把植物科学画当成一生的志向的？

曾孝濂：心甘情愿，矢志不移，这既是国家需要，也是自己喜欢的事，没有想到过其他，就成了终生的追求。年轻时是爱好，工作中是职责，退休后就是个僻固，改不掉的习惯。如果没有这个事儿支撑了我，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愉快，身体也没那么好。

北青艺评：当我们听到“植物科学画”的时候，大多数人会困惑：这是绘画作品还是科学插图？

曾孝濂：植物科学画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名称，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称，不管叫什么，这个画是为科学服务的。科学家是用逻辑思维，用语言文字来描述植物的生长规律，找它们之间的系统关系，到最后总结出论文，除了文字描述以外，还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把这个自然界的物种用绘画的形式记录清楚。

在一些艺术院校和艺术系统，一般就叫它生物类插画，不管动植物还是微生物都是生物，用绘画的形式来表述它的特征，而且多数是用在科学著作里面，所以叫生物类插画专业。

北青艺评：这个画种跟其他绘画有什么不一样？

曾孝濂：首先是观念不一样，主流绘画是为了抒发画家本人的内心世界，比如画梅花就画它的骨气，把它拟人化、人格化。但是植物科学画家画梅花要把梅花的形态特征，包括它有几个花瓣、几个雄蕊，它的叶子怎么长等等这些植物分类学的特征画出来。

植物科学画有一定的科学内涵，它的前提是要表达物种的形态特征，尤其是关乎在植物分类学上鉴定物种，一定要画清楚。同时它还要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这种美与纯艺术美的观念不同，纯艺术的审美没有绝对标准，而植物科学画要接近客观存在，接近动植物原初的自然状况。只要你画对了，它确实是美的，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美的。

为“植物志”服务了一辈子的插图师

北青艺评：您对自己的定位是植物学家还是画家？

曾孝濂：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一个纯艺术的画家，我就是一个为《中国植物志》服务了一辈子的插图师。

当时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的有160多人，我们很少有功名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团队。《中国植物志》完成后，这个群体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低谷，何去何从？很多人转行了，转到别的画种，或者做其他工作，而我没有想要转，我还有很多想画的东西。

《中国植物志》的完成是一个分水岭，之前要严谨地把植物的特征表达清楚，之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面向大自然，画一些读者更喜闻乐见的，提高美学的诉求，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变，作品的科学内涵没有变，要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自然，普及自然科学。

北青艺评：所以您现在不再以“画得像”为目标，转向了植物艺术画？

曾孝濂：过去标准的植物画不画阳光，只画散射光，因为阳光有投影。但是阳光之下色彩特别丰富，明暗对比比较强烈，引入阳光就会让这幅画具备更多的视觉张力。我现在更多地注重绘画当中色彩的变化，如果我纯粹做科学画就要传承它的传统，不画阳光，但是现在为了表现植物的生命力，我会更贴近大自然。

现在我不再需要做解剖、画那些细节，这些在《中国植物志》的工作中已经做清楚了，现在要把原初的自然状况画得更清楚，这样也提高了它的大众性，让更多的人获得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

北青艺评：是否一定先要看到活的植物，才能画植物科学画？

曾孝濂：在以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你要刻画某一种生物，对它没有直接的印象或第一印象，几乎很难画得生动。但是在画《中国植物志》的过程中，需要绘制的高等植物就有15000种，不可能每种都看到，也没有条件去偏远的地方画写生，所以当时主要还是根据植物标本。

画得准确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至于能不能够把它画活，恢复它的生长状态，画出它对生命的渴求，这是另外一回事。一般的科学家也不要求，植物志一般也不要求。

北青艺评：您为什么强调“第一印象”？

曾孝濂：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物种，对它那种生命状态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那种感觉会引领整个创作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一些照片，照片细节比大脑记忆更准确。

但是如果你根本没见过这个物种，缺少了这种认知，或者只根据照片去揣摩，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对这种生存的欲望，那种强烈的表现，不实际看到很难画出来，甚至不可能画出来。生命力的状态是在准确之上的更高标准。

过去植物志、动物志的插图，一般是不要求画生态环境的，主要是以个体为主，要把个体画清楚。也有一类生态方面的书，特别要求画生态，把物种和物种之间或者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我如果有条件就要画，这样更能表达它的生存欲望、生存状态，比如《网盖牛肝菌》，它只生长在冷杉林下边，我就画了冷杉树的枯枝落叶，还有一个掉下来的冷杉果和一点杂草，把真实的生态环境局部表现出来。

“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

北青艺评：您之前提过接下来有两个心愿，一是画《诗经》中的植物；二是重返西双版纳，完成一百幅有关热带雨林的生态绘画，现在进度如何？

曾孝濂：《诗经》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我与另外两个画家朋友一起，总共创作了一百四五十幅插画，我画了大概有80多幅。这一部分严格地讲不是生物科学画，它是博物画，它要画得相对灵活生动，有一定的民族形式，带有一定的国画的构图。日本江户时代就画过这个名物图考，日本都画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画？现在这个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一百幅生态景观绘画是我多年的夙愿，我想在三年的时间里画百十种树的景观，树之间、树跟环境尤其是跟阳光的那种感觉。我今年已经去了两次西双版纳，更多是找回原来的感觉，大量收集素材资料，画速写，从不同角度拍照，将来有条件就在版纳画，没有条件回到昆明来画，都可以做得到。

北青艺评：是用国画的形式？

曾孝濂：我觉得用中国画的形式有一些独到之处，一个是它画幅比较大，中国的宣纸有一米多两米多，也会加上很多我个人的经验。我曾经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研习中国画。徐悲鸿讲过一句话：中国画需要发展，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要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我特别赞同这句话。

要结合西方写实主义，把具体的对象比较客观真实地表达出来，那样很多传统的笔墨和技法就不够用了。我还是画生物绘画，画个体和环境的关系，不是泛泛地去画文人画、写意画、工笔画，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生物物种，植物动物那么丰富，你只用一些固定的传统的方法，是表达不出现实生活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形象的。

我有这个信心，画得好不好是一回事，得敢去实践，得用行动，用绘画来践行自己的夙愿，践行老前辈徐悲鸿说的话。

传统的自然主义和西方的写实主义相结合，我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但是我画的内容还是属于生物绘画的系统。可能实现得了，也可能实现不了，但是想法说出来就是为了不给自己有退路。

北青艺评：这就是您说的中国特色的植物科学画？

曾孝濂：这也是一致的，因为我用传统的笔墨画现代科学内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特色。我会画一些花卉，也会有一些新的面貌。

我总告诉自己：你不要以为自己老了，就有理由，什么熟悉就画什么，没必要。你觉得你还可以做，为什么不做？你做不了别人会去做，开个头也好。

北青艺评：对于今天喜欢博物画和喜欢植物科学画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曾孝濂：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植物科学画的春天到了，我希望有机会把非常优秀的青年画家聚在一起，办个展览，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这个画种没有门槛、没有门派，专业不专业、学没学过美术都可以画。很多画种要问你的祖师爷是谁、跟谁学的，我们没有，我们的祖师爷就是大自然。所以只要拿出点勇气，安静地跟大自然沟通，在这种特殊的氛围里面，你会感到很宁静，心情非常舒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和职业选择，人和自然相融合，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感受，它会陪伴你一生。

植物科学画：来自科学和美学的双重打量

◎剀弟

要亲眼看到曾孝濂的花鸟画，并且贴近细处观察，才能了解这种以自然为主题的绘画有多么精致奥妙。精致来自于精细、中性、毫无瑕疵的线条笔触，而奥妙来自自然逼真的形与色，宛如一簇簇花、一只只鸟就在你面前呈现出它们最美的样子。这种美既是人手描绘出的，也是自然的真实之美。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动植物绘画，这些作品来自一位年逾八十的画师之手。曾孝濂是我国顶尖的植物科学画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展览精选了曾孝濂40幅代表作，这些作品以自然为题，包含了植物科学画、植物艺术画和博物画。

其实关于植物的绘画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最早可见于四千年前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墓穴石碑，上面有先人刻画的植物图像。早期对植物的描绘多是为了记录植物的药用效果，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本草图经》。在西方，最早的药用植物图谱可追溯至约公元65年的《药物论》。

随着西方15世纪展开的航海冒险，一直到18世纪早期的全球贸易，地理大发现带动着外出探索的人对不同地域里植物和动物的记录，大量的标本被采集，结合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传统，极大地丰富了以动植物为对象的绘画，形成了博物画的悠久传统。而中国对植物动物的描绘则很长时间停留在花鸟工笔写意阶段，直到19世纪植物分类学传入中国后，真正的中国植物科学画才出现。

“既然已经有了摄影，为什么还要手画？”这是展览中被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确实，植物科学画诞生于摄影发明之前，在摄影出现之后，影像技术可以更加逼真地记录对象，绘画作品似乎是吃力不讨好。“画与相”展览其实也抛出了这个问题。

在摄影与绘画共生的今天，绘画创作过程少不了摄影的协助，摄影反过来也借鉴了绘画形式。在“画与相”的展览上，曾老的绘画作品如摄影般写实，而荒木经惟等艺术家的摄影作品则采用了不同的创作手法，更像绘画的表现。

但仅仅是如摄影般写实还不够，植物科学画仰赖于艺术家的洞察力和高超技艺来捕捉植物形态本质，这是单纯的摄影技术和数字革命达不到的。

依赖于人的科学观察，植物科学画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呈现。比如展览中的《网盖牛肝菌》，植物科学画重点表现了它的网状结构，对结构纹理的描绘比照片更清楚，而且画出了牛肝菌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以及它生长的生态环境——冷杉树下。

绘画也是一种传承，伴随着植物分类学的物种确定要求，植物科学著作中表达物种至今仍然是以手绘的黑白墨线图为主，比如1878年创刊的欧洲权威《柯蒂斯植物学杂志》至今仍然使用手绘的插图。如果说摄影记录的是瞬间，植物科学画画下的是物种的永恒。

2021年，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计划，曾孝濂又住回到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始一天最少8小时的绘画。同年，昆明世博园内，由巴基斯坦馆旧址改造的曾孝濂美术馆开幕，这里以曾老的绘画为常设展览，计划围绕植物科学画和博物画规划一个年轻人的群展。

德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曾经说过：对自然科学和美学的凝视，是理解宇宙的必经之途，之后也必将成为一种自然的宗教。“画与相”中曾老的绘画，正让人体会到这种来自科学和美学的双重凝视。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