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张兴龙：洞见四万年 古老遗址何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东西问)张兴龙：洞见四万年 古老遗址何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中新社贵阳10月5日电 题：洞见四万年 古老遗址何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专访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

作者 杨茜 袁超

贵州省贵安新区的招果洞遗址，是202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从约4.5万年前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这里一眼览尽数万年的古人类足迹。

招果洞遗址创下了若干“考古之最”：此处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磨制石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该遗址发现的51处用火遗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该遗址发现的一万多年前的墓葬和随葬品，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墓葬遗存和随葬行为之一。

4月16日，招果洞遗址发掘现场。瞿宏伦 摄

通过招果洞遗址的发掘研究，怎样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招果洞遗址考古领队张兴龙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答有关问题。

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招果洞的独特研究价值是什么？

张兴龙：招果洞遗址地层和时代的信息含量，在中国甚至东亚都是罕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连续性。贵州是喀斯特地貌的主要分布区，大量石灰岩洞穴为史前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栖身之所。招果洞遗址的文化堆积有8米深，划分为25个文化层，文化层所含沉积物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

第二个特征是该遗址丰富的遗存。目前已出土的306件磨制骨器和角器，是近年来中国发现的遗存极为丰富、罕见的古人类活动信息库。洞内发现世界上最早的磨制石器之一，可追溯至距今1.2万年至1.7万年前。

招果洞内留下的信息为揭示旧石器时代晚期穴居人群的行为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数量巨大、工艺精美的磨制骨角器揭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新，延续四万年之久的小石片工具传统为东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多样性增加了新证据。

从招果洞遗址出土遗物的研究中得到关于磨制骨器的起源线索，从侧面说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复杂化，这有助于研究现代人类的起源以及他们的迁徙活动。

4月16日，招果洞遗址发掘现场。瞿宏伦 摄

中新社记者：在大江平原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陶器数量逐渐增加，为什么招果洞相对比较少？

张兴龙：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了与人类密切相关且现在还在使用的陶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陶器，以单色陶器为主，陶壁多呈红色。中期，多彩纹样的陶器发达，色彩以红白黑为主。晚期，彩纹陶器逐渐消失，出现结绳纹样的陶器。

招果洞出土的最早的陶片约为距今9000年，其早期陶器陶片较厚、火候不高、素面，数量不多，随着时间推移，遗址内的陶器数量并未特别明显增多，极有可能是因为招果洞古人类以狩猎采集为主，对陶器的需求不明显。陶器主要盛放细碎的食材或农作物种子。

陶器的发达与否并不能衡量文明是否先进，更不能衡量一个族群的生活质量的高低，或者是繁衍进化的快慢，它们都不具备直接的关联性。

图为贵安招果洞遗址挖掘出的石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

中新社记者：招果洞的考古研究怎样揭示当时的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张兴龙：招果洞依山傍水，地貌环境十分优越，洞穴前的河流和周边的山林还提供了水和食物资源。

在招果洞遗址第二期发现的多层石铺活动面，由尺寸较为均匀的石灰岩角砾铺成，类似今天家里铺的地板砖，活动面表面散布有动物骨骼、石制品和骨角器等遗物。铺设后再进行垫土，垫土提高了渗水性、干燥性、保温性。可见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改善生存环境，以使生活更舒适。

招果洞丰富的动植物遗迹和遗物非常适合多学科合作研究。这些土层不仅反映了气候的变化，还可揭示出人们当时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火的存在不仅满足于古人类远离黑暗和驱逐狼虫的需求，他们还会在寒冷的夜晚，利用炭火营造舒适的生活，追求一个温暖的“家”。

洞穴中一期中段的土层，对应了一次极端的气候事件，称为末次冰盛期，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当时，冰川扩张，海平面很低，白令海峡上形成了冰桥，生活在东北亚的黄种人就此通过，并到达美洲，成为真正最早发现“新大陆”的人。

4月16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招果洞遗址考古领队张兴龙在介绍发掘现场的文化堆积。瞿宏伦 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通过招果洞遗址的挖掘研究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张兴龙：招果洞两座墓葬古人类遗骸的DNA已经提取出来，正在和惠水清水苑大洞、广西隆林等周边同时期古人类进行比较，将有望进一步厘清更新石器晚期中国西南地区狩猎采集人群的遗传谱系。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有一条演化迁徙线路叫南线线路，距今4万年左右由南向北进行传播。若有南线线路那就必经广西、贵州、云南等，所以厘清这一地区人类的遗传谱系十分重要。

从古人类研究的角度来看，也有历史逻辑在里面，中华版图的农业南北二元结构：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这种结构为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环境基础，使得中华民族在迁徙中文明的发展基因未曾被打断。

古人类族群是狩猎采集食物，流动性非常大。这就像非洲草原上的动物，食肉动物都跟着食草动物迁徙。人类早期的流动性也带来不同基因的交流。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和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目前已发现和智人有过基因交流。从生物基因学角度看，智人携带了少量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是探寻人类起源、迁徙、技术革新的过程，是人类如何演化的过程。同时，我认为这一过程也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历史逻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放入历史的长河，就是将现在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人类回溯至并不久远的古人类时期。所有外形的差异都是晚期为适应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条件而产生；这些体质差异对古人类研究的生物学上来说显得非常微小。现在，人类共同的祖先在生理上、体质上和现代人已经非常接近，对于舒适性的追求、幸福的理解，人类不同族群的相似性仍然远大于差异性。

放眼世界，从古人类的演化过程和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高明、一种文化凌驾于另一种文化、一个族群凌驾于另一个族群之上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完)

受访者简介：

张兴龙，39岁，山东临沂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馆员，专于旧石器考古研究。就读于四川大学考古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自2006年开始在贵州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编辑:黄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