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三次选择，成就一段考古传奇

引言

2021年9月10日，山西省文物局下发《关于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向田建文同志学习的通知》，要求学习田建文“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考古情怀”“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田建文，男，1965年生，山西襄汾人，中共党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主动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线从事考古工作至今，现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馆员。”这是《通知》中的一段介绍，没有过多渲染，甚至没有修饰，看后却让人产生了疑问。

1965年生，1984年就大学毕业。那说明，田建文不到16岁就上了大学，还是北京大学。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缺乏，大学生都被称为“天之骄子”，田建文作为北大的高材生怎么到了基层工作？当时实行大学生分配制度，组织决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不是个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田建文的“主动回到家乡”背后有什么故事？38年在基层，寥寥几个字一笔带过的是一个人几乎全部的职业生涯，就算毕业时有激情有理想，难道中途没有后悔没有纠结？

带着这些问题，山西晚报记者开始了对田建文人生的回溯。

选专业 15岁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出生在襄汾县北王村。襄汾县由襄陵县和汾城县于1954年合并而成，都是设县上千年的古县，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襄汾陶寺遗址如今便以“尧都”“最早中国”而著名。可以想见，境内文化古迹、遗存之丰富。有些报道说，正是村里的古迹，让田建文走上考古之路。

田建文否认了这一点。他出生在普通农家，一个小孩子其实对考古没有什么认识。但可以确定的是，他自小聪慧，5岁入学，进了村里办的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半年后学前班停办，他就跟着一年级直接上了二年级。那时候的学制是小学初中高中“522”，于是，1980年，15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考大学了。

田建文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三志愿是吉林大学。当时填报志愿，不像现在这样，是考完试、分数出来后填报，要在考试之前确定。看着志愿中这些名校，可以想见他学习有多好，又有多么自信。时过境迁，田建文现在说，“当时课本简单，我几乎都能背下来”。

三所大学，他都选择了历史系考古专业，似乎证明了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其实，也不尽然。

1980年，“文革”结束不久，特殊年代带给人的影响还很深，对于文学、艺术这些学科，总害怕被政治风潮所波及。田建文的堂伯父是县剧团的导演，之前受了些冲击，所以家里面并不希望他学文科，田建文从自己的性格和学习成绩出发也不倾向理工科。在文科的众多学科里，考古是冷门，且和土坷垃打交道多，挖出来什么就是什么，特性和理工科最为接近，似乎少了许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他才报考了考古专业。这样的阴差阳错，成就了他传奇的考古人生。

选工作 不当老师甘做技工

上了大学之后，田建文才对考古有了准确的认知。宿白、吕遵锷、李仰松、俞伟超、严文明、李伯谦等等这些全国著名的考古学界专家都是他的老师，实习的时候，带队老师邹衡被称为“商周考古第一人”。

也就是在北大，田建文对考古的热爱被激发出来。邹衡带他们去了翼城和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邹衡随便捡起一块小小的陶片，看看上面的纹路，就准确断定了年代。这让田建文崇拜仰慕，也让他确立了自己的使命：用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书写中国古代史。如果说报考考古专业，还是田建文少时有些偶然的选择，那么这一次，他将用全部的才华和生命来证明他的选择。

大学毕业的时候，田建文被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政教系。高校教师，身居象牙塔，社会地位高，收入也不错，然而，田建文拒绝去报到。

田建文说，他没学过教育，没有教书育人的本事，去了师范大学培养教师，不是误人子弟吗？更何况，当时全国只有9个高等院校有考古专业，没有任何一个师范类大学开设考古专业，他去了也无用武之地。“我想干考古，一点儿也不愿意去教学，只愿意从事具体的考古工作。”田建文说。

然而，派遣证已经到了山西师范大学。那个年代，想改派并不是那么容易，田建文四处申请，诉说理由，宣示对考古的热爱。但制度就是制度，于是，他心一横，不上班不报到，直接去了侯马的考古工地。

因为大学期间对晋国史产生的兴趣，田建文跑去了侯马。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所在地，有大量的考古工地。田建文赖在那里不走，甘愿当一个无名无分的临时工。

10个月后，省里面看到了他的坚定，也被他的热情和决心打动，把他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工作地点还在侯马工作站，身份还是临时工，领的是技工的工资。从干部到技工，他虽感到有点儿落差，但能让他干考古，其他的也就都无所谓了。

选前途 留在侯马坚守一线

考古的意义，田建文说是要“书写中国史”，还有种诗意的说法是“追寻祖先走过的路”。但是，真正从事起考古工作，体现不出那种崇高感，更看不出一点诗意。

考古工作者行走在荒郊野岭(田野考察)，风吹日晒雨淋是家常便饭，如果有发现，工作就变成挖土刨坑(探方)和拼凑碎陶烂瓦(拼对)，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可言，更没有盗墓小说描绘的那么惊险刺激，一点小小的成果都要经过长时间枯燥且乏味的操作。

田建文大学毕业时20岁，年轻人有热情爱冲动，一些阻碍更会激发起好胜心来。所以投身于考古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靠着热情终究不会长久，考古需要的是甘坐“冷板凳”的沉静和不计得失的韧性。

对这种枯燥的工作，一旦过了新鲜期，就会陷入迷茫和无力感，有些人选择离开，有些人虽然留下来但也在日复一日中丧失斗志。

田建文也有离开的机会，在许多人看来，甚至是改变命运向上跃升的机会。

1985年11月，晋南地区有个考古项目，考古学泰斗、北大教授苏秉琦前来考察，田建文负责陪同。对这样聪明、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没一个老师不会喜欢。苏秉琦就想收归门下，后来又委托给自己的弟子、国内史前考古权威、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为了收到这个好苗子，招考条件简直为田建文量身打造：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有重大成果，但有一个条例是：为侯马工作站培养人才。

1989年研究生毕业，命运给了田建文又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可以去北京工作，回山西也能留在太原，哪儿都比侯马好。然而，田建文都放弃了。因为他研究生学习的方向是“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认为，要完成这个课题，必须在一线，必须在基层，于是又返回当时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当时的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是个空白，田建文立志要填补上这个空白。1991年，田建文和同事在一次田野考察中，偶然发现了枣园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止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然会给他磨难，并让他从磨难中得到淬炼。1997年4月，32岁的田建文遭遇车祸，头部受了重伤，做了开颅手术。不幸中的万幸，手术很成功。一周后，田建文觉得自己已经恢复了，不听医生劝诫，偷偷跑回考古工地。路上颠簸，再次颅内大出血，又做了两次开颅手术，才算抢下这条命，但也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话说不了，路走不了。

恢复的过程很艰难，然而也有几分神奇。因为在家里恢复得不理想，熟知他秉性的好友、同事们把他拉到了考古工地上，每日所见所闻都是田建文最念念不忘的“景色”，薛新明希望它们能刺激田建文。果然，手术一年多后，两人在一起散步时，田建文嘴里蹦出了两个字就是“考古”。或者可以说，因为田建文将全部的生命献给了考古事业，而这项事业也不吝回报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1999年，田建文已经恢复到可以独自锻炼。组织上照顾他，将他调离一线，担任山西金墓博物馆馆长。但几年后，田建文又回到了考古一线，田野调查、探方以及整理挖掘出来的材料，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他的热爱依旧，勤奋依旧，没人能看出这是一个曾跨越过生死大关的人。

田建文说，他恢复的方法就是走路。50岁以前，一天要走15000步，上午8000步，下午7000步。50岁以后，每天也有10000步。别人去考古工地坐车去，他就是走着去。不仅锻炼身体，同时也在思索考古学的一些问题，也在观察着工地周围的情况。

2004年后，田建文决心要把“丢失的时间找回来”，连续参加或主持了浮山桥北商周墓地、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曹家庄汉代墓葬、闻喜上郭—邱家庄遗址等几个大项目，成果斐然。

于是，在山西考古界里，就长久地有这样一个身影，斜挎着绿色军挎包，蜷着一只手，拖着一条腿，行走在遗址、墓葬以及残垣之间，步履匆匆而缓慢，形象并不伟岸，也不光辉，然而，这样的一道身影，为山西的考古事业留下了传奇，更讲述着隐没于黄土之下的祖先故事，为中华文明史留下最可靠的注释。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