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切，仍然没有答案

文/康慨

发于2021.11.1总第1018期《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获奖，库切已不再是非洲最晚近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03年获奖时，库切已离开了南非，他此后的小说也不再把非洲作为背景。

三部耶稣小说也许是库切晚年最令人困惑的作品。现在，该系列最后一部《耶稣之死》的中译本也出版了。

他到底在写什么的谜底揭晓了，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耶稣小说迎来大结局

书名里的耶稣和圣经里那个正统的耶稣看上去毫无关系。这是库切的哲学寓言。

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难民男童大卫。在2013年出版的《耶稣的童年》(中译本同年发行)里，五岁的大卫与家人失散，丢失了身份文件，由同船的老头西蒙带着，移民到某个讲西班牙语的社会主义国家，洗去旧日的记忆，学会新的语言。西蒙经过培训，当了码头工人，工余带大卫去寻找母亲，可没人知道男童的来历，男童也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大卫”甚至不是他的本名。他们看中了一个正在打网球的三十五岁富家女伊内斯，西蒙问她愿不愿意做大卫的母亲。

“我不明白。事实上，我一点都没听懂。你建议我收养你的儿子？”

“不是收养。是做他的母亲，他的真正的母亲。我们都只有一个母亲，我们每个人。你愿意成为他唯一的母亲吗？”

他不知怎的说服了不谙世事的伊内斯，让她没出嫁就当了大卫的母亲，就像玛利亚还是处女就生下了耶稣一样。大卫喜欢《堂吉诃德》，但拒绝数学，因为他把数字当成一个个独立的事物，而不是用来计数。公立学校断定他有学习障碍，把他送进了特殊学校，但他钻过铁丝网跑回家，西蒙和伊内斯不得不带着他逃奔他乡。

《耶稣的学生时代》三年后出版(中译本2019)，写六岁的大卫上了寄宿学校，喜欢上舞蹈教师安娜和看门人德米特里，但德米特里杀死了安娜，警方随后发现死者是他的情人。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耶稣之死》在2019年问世(中译本今年8月出版)，大卫已经长到十岁，是高明的舞蹈学生，更显出足球上的天赋。他除了《堂吉诃德》，什么书都不读。他把这本书当成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虚构的小说。附近一家孤儿院的院长胡里奥邀请大卫等人合组少年足球队。大卫感到西蒙和伊内斯不理解他，因为他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于是心里生出怨恨，决定离开他们，和胡里奥一起生活。但没过多久，他就得了一种神秘的疾病。西蒙和伊内斯惊恐地发现，德米特里成了医院的杂工。和书名里泄露的秘密一样，大卫死了。在死之前，他问西蒙死亡是什么样子。西蒙说人死后将忘记过去，迎来全新的世界。大卫却对死亡另有所求：他想摆脱“这个男孩”——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在这最后一本书里，大卫变得像耶稣了。他有了门徒和信众。孤儿们来到医院，听他在病床上宣讲堂吉诃德的福音：一黑一白两匹天马，黑的叫暗影，白的叫象牙，它们拉着飞行的战车，把堂吉诃德带进了沙漠和风暴。

“现在，”书中最后一句话这样写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大卫的眼中，这本书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或者他读到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了。”

《耶稣之死》标志着三部耶稣小说的完结，出版后反响不一。《洛杉矶书评》赞扬它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困惑，也让人感动落泪。《卫报》却说，三部曲是个“精心设计的、意在嘲弄读者的玩笑”。而在2017年出版的《想象不可想象之事：库切的小说创作观及其后现代语境》一书中，复旦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段枫猜测，库切之所以“塑造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宗教寓言，是希望读者在这种宗教寓言式解读所遭受的失败中、在追寻某种相对完满的伦理生活的过程之中，重新审视自身渴盼救主的迷思”。

好色是可敬的——现在谁是小丑？

《耶稣之死》出版时，库切已年近八旬，早已功成名就。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两届布克奖获得者，他是闻名世界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也是评论家、翻译家、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大学教授。

1940年2月9日，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生于南非开普敦的莫布雷护理院，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小学教员，祖先则是荷兰移民。库切通南非荷兰语，但用英语写作，而且是美式拼写。

1960年和1961年，库切在开普敦大学先后获授英文和数学学士。1962年，他移居英国，在伦敦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做计算机程序员，第二年又因关于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论文，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65年，他赴美国深造，四年后成为得克萨斯大学的英语和语言学博士，论文主题是在计算机辅助下，对贝克特的英语作品所做的统计分析。此后，他走上了教学岗位，先后在布法罗纽约大学、开普敦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大学任教。

库切从学生时代开始发表诗歌，从教期间投入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处女作《幽暗之地》出版于1974年，分成两部分，各有不同的叙事者，一个是参与越南战争升级计划的美国教授，另一个是18世纪前往南非的荷兰殖民者。他们的共性是自私、狂妄、崇拜暴力，而且从无负罪感。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在1983年问世。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南非内战期间，主人公迈克尔·K大约40岁，兔唇。由于南非审查制度，对于他是不是有色人种，我们只有一点隐晦的暗示。K失业了，无法在开普敦立足，于是用手推车推上母亲，回她记忆中的家乡。母亲死在路上，K也遭到政府军的洗劫，又被警察当成盲流，抓走做苦力，还被错认成游击队员坐了牢。他一度拒绝进食，终于逃出监狱，在海滩上遇到一群流浪者，得到了平生第一次性生活。这本小说赢得了当年的布克奖，把库切送入著名作家的行列。

1993年，南非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第二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在全民的道德欢庆面前，库切却为理想和现实之间必将扩大的差距感到忧虑。他思考再三，终于在1999年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作品《耻》。

小说描写开普敦白人教授卢里诱奸女生，遭到举报。他以不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自居，哀叹这是清教徒的时代，“私生活成了公共的事，好色应当是可敬的……事实上，他们想看的就是一场电视表演。我可决不买账。”他拒绝道歉，被学校开除，不得不搬去农场，与同性恋女儿露西同住。不久，三个黑人抢劫了农场，强奸了露西，开着卢里的车扬长而去。父女俩力图从事件中复原，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变了味道。露西发现自己因为强奸而怀孕了，而其中一个施暴者公然进入了她的生活。

《耻》是一部杰作。库切将小说的背景放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极为高明地描写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并揭露出一个可悲的现实：建立新制度、新道德的承诺并未兑现，暴力和剥削却以新的形态在延续。

不仅如此，在很早以前，库切就预感到了运动式的道德狂欢可能带来的额外伤害。南非学者大卫·阿特维尔检视《耻》的创作笔记时发现，库切一度有意加入“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在批斗会上戴高帽子的故事，以说明他内心的不安。尽管付梓前他剔除了有关“文革”的字句，但保留了具体的场面——学生报纸采访因诱奸而定罪的卢里，并给他拍了高帽子照片：

“照片刊登在次日出版的学生报纸上，下面的文字写道：‘现在谁是小丑了？’照片上的他，两眼朝天，一只手朝照相机伸着，试图把它抓过去。这样的姿势本身就已够荒唐，可更使这张照片招人注意的是，他身边的一个小伙子，咧嘴笑着，在他头上举着一只翻转过来的字纸篓。经透视造成的视觉效果，那字纸篓就像小丑头上的帽子一样正好扣在他头上。出了这样的形象，他还有什么躲闪的机会？”

《耻》获得了1999年的布克奖，从而使库切成为该奖历史上第一位梅开二度的得主。2008年，澳大利亚导演史蒂夫·雅各布斯将它搬上了大银幕，明星约翰·马尔科维奇在片中扮演卢里。

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

1997年，库切提出辞呈，离开了开普敦大学，也离开了南非，前往澳洲投亲，与伴侣多萝西·德赖弗共同任教于阿德莱德大学。九年后，他正式入籍澳大利亚。

《耻》的成功化为强大的推力，最终将库切送上了2003年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他成了南非的第二位和非洲的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位三位是他的同胞娜丁·戈迪默、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和埃及的纳吉布·马哈福兹。瑞典学院说，库切的作品“结构匠心独运，对话意义深长，析理卓越精湛……同时，他刨根究底，毫不留情地批判残忍的唯理主义和西方文明粉饰、虚伪的道德”。

诺贝尔奖的授奖辞还提到库切的其他作品。《国家的心脏》(1977)：融合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矜持文体和非洲的环境描写；《等待野蛮人》(1980)：一部继承了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福》(1986)：游戏式的寓言小说；《彼得堡的大师》(1994)：诠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两部自传体小说《童年》(1997)和《青春》(2002)则是对父子关系和作者本人的冷酷剖析。

然而在他的祖国，几乎没有什么大张旗鼓的庆祝。法国《世界报》说，南非很少有人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而就在此前不久，执政党非国大和姆贝基总统还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对他的获奖，总统府虽然发了祝贺声明，但非国大仍然认为，把库切称作种族主义者和祝贺他获奖之间并不矛盾。

“受到攻击的不是库切的写作，”南非小说家克里斯托弗·霍普指出，“而是他对生活、解放以及新南非的态度。他是一个具有煽动性、触及理性的小说家，迷恋孤独、自由和负罪感的问题。这在政治上令人担忧，而且不太南非。一位评论员写道，“库切是‘西方’的作家，只是碰巧生活在非洲，是为‘西方’写作的‘白人’作家。”

那年的冬天，在隆重而奢华的诺贝尔晚宴上，库切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如果他告诉已经去世的母亲自己获奖，母亲的反应将是：“太好了，亲爱的。你把这个胡萝卜趁热吃了吧。”

他告别南非之后的小说，如《伊丽莎白·科斯特洛》(2003)、《慢人》(2005)和《凶年纪事》(2007)，将背景选在了澳洲。最晚近的三部《耶稣》虽然设定在某个未具名的西班牙语国家，但仍然不离移民和移民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体裁。它以虚构的澳大利亚老作家科斯特洛为主人公，主干是她在世界各地讲学时发表的八篇演讲，涉及现实主义、动物权利、理性、邪恶、爱欲和神学问题，中间穿插着教授本人的回忆、听众的反应与行程中的交往。名作家大卫·洛奇说，把这本书叫作“小说”实在太过勉强。但库切重申了他从处女作《幽暗之地》开始就一直坚持的原则：“如果存在一种更好、更清晰、更简短的方式来讲述小说的内容，为什么不把小说抛开呢？”

《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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