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的启示

《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的启示

编者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乱频仍，国势羸弱，致使大批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令人扼腕。百年之后，随着我国国运昌旺、文化兴盛、艺术繁荣，文物收藏、鉴赏和研究盛况空前。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推出日本学者富田升的力作《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作者用100余篇亲历者的证言、90余幅真实图片和20多张文物交易数据表，钩稽散在世界各地的珍惜资料，系统梳理出近代中国国宝外流的过程、渠道等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海外流失文物的鉴定与收藏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和回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持续繁荣，中国迎来了一次文物收藏、鉴赏的热潮，近代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鸦片战争以来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1000万件，其中一、二级文物多达100万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称，除中国以外的47个国家218家博物馆中收藏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海外民间收藏的数量或许近1000万件。

如何对待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为当下国人关注的热点。尤其是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展示的天龙山佛首回归祖国，将国人对海外文物的关注提升到了新的热度。为此，有必要加大流失海外文物研究的力度，以包容的心态认识中国文物在海外存在的价值，并且以各种形式促使部分海外文物回归祖国。

日本学者富田升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翻译出版之后，日前其著作《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中国画报出版社，2021）作为海外文物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又被译介。富田升特意为中文版撰写序言，介绍了该书主旨。与前著相比，该书以更开阔的视野追寻近代以来中国国宝的海外流失路径以及这些国宝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着重对日本煎茶审美情趣的转换和中国鉴赏美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中华文化深远的国际影响力。

1、加大流失海外文物研究力度

近年来，在流失海外文物研究方面，中国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文物流失史也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学者纷纷对中国流失各国的文物进行寻访，并对相关信息进行梳理。李学勤的《四海寻珍》、刘金库的《国宝流失录》、张健的《国宝劫难备忘录》、张自成的《百年中国文物流失备忘录》和陈文平的《流失海外的国宝》是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学者推出的综合性文物流失研究论著，它们与富田升的两部著作一起，大致勾勒了中国文物流失的经纬。在国外普查中国文物，除了要具备关于文物方面的广博知识，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支撑。目前，关于国外馆藏中国文物的调查已取得不少成绩，今后对国外私藏中国文物的调查应该成为重点。

如下几方面的研究，尤其不容忽略：首先，要继续做好近代以来文物外流的路径和方式的调查研究。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一是因为外流文物时间跨度大，如果从18世纪末中美通商时美国商人大量获取中国文物算起至1949年，总计一百七八十年。二是流失的文物品类繁多，几乎涵盖文物的所有门类，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塑、甲骨、书画作品、典籍等等，因而需要专业性的细致梳理。三是文物流出的途径多样化，包括合法购买、盗抢、代购、走私等，而以不法手段秘密流出的文物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至于无法稽查流出的路径。不过，再隐秘的渠道，都会留下印记，需要史学家和文物研究学家主导，对国际贸易资料、海关资料、私人记述资料进行广泛研究。

其次，中外研究互通有无，加大联合研究的力度。无疑，对于流失海外的文物，外国学者具有研究的便利条件和较为先进的研究工具，而且有不少已经被外国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大力译介国外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通过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方式，也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文物的研究成果。

再次，也有必要进行中外联合研究。毕竟流失文物的根在中国，只有将这些文物研究与其最早出处结合在一起，关照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使研究更为透彻、深入。已故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和美国学者艾兰在联合研究方面作出了尝试，他们对欧洲的中国青铜器馆藏进行了共同研究，出版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但截至目前，这种研究仍是个别现象，并未形成研究规模。

2、重估文物在海外存在的价值

大量文物流失在海外，令国人扼腕叹息，尤其是那些国宝级的文物经不法手段流出，更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大量文物流失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文明古国，近代以来文物大量流失的现象屡见不鲜。文物大量流失的过程，与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掠夺的过程重叠在一起。陈列在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流失文物，也正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掠夺的过程。面对文物已经大量流失海外的既成事实，日本学者富田升更换了一个视角，来探讨流失海外文物可以利用的特殊作用。他认为，20世纪初之后中国文物外流，直接改变了日本人过往的煎茶审美情趣，在日本和世界形成了鉴赏中国正统美术的热潮。具体言之，20世纪初之前，日本对中国文物的审美情趣以煎茶器具等实用器物为主，日本人很少接触到中国的国宝级文物。但20世纪初，随着大量国宝级文物从中国宫廷和贵族宅邸中流出，加之唐三彩、甲骨等大批出土和外流，日本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煎茶审美文化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国鉴赏美术情趣的形成，中华文明的魅力再次震撼了自古以来不断向中国汲取营养的邻邦。

富田升认为，不仅在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大批外流的中国文物同样形成了中国正统美术的鉴赏热潮，让世界开始重估中华文明的价值。早在18世纪前后，欧美等国工业化之前，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曾一度垂青中国文化，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种族优越论抬头，改变了对中国的认识，甚至将中国定位为“半开化”国家，采取了蔑视的态度。19世纪中期之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增强了国力，日本文化引起了西方的重视，西方通过日本开始了解东亚。当20世纪初之后大批中国文物外流，西方开始认识到东亚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只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亚文明而已。

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物化表现，同时它们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加强追索的同时，要加强对流失文物的研究和宣传。它们在世界各地展现着中华文明的魅力，也是介绍中华文明的特殊名片。所以，以开放而包容的心态对待1949年之前流失海外的文物尤为重要。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熠熠生辉的流失海外文物无时无刻不在宣介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这种认识绝不是对海外文物无法回国的既成事实的消极反映，而是以积极的心态重估它们在海外的价值。

3、助力海外文物回归

当然，以各种形式促进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祖国，也是中国人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首先，在对流失海外的文物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其流出的形式进行分类，然后才能从中找出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途径。近代以来，文物流出有合法购买、盗抢、代购、走私等主要形式，也有中国人赠送和携带出国等次要形式，而其中最应回归的是盗抢和走私的文物。但是，由于时间久远，无从取证，某些文物也被收藏在展览馆中，洗白了身份，其回归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历程。

虽说如此，近年来文物回归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通过回赠、回购、讨还（追索）等形式促使文物回流，其中回购和讨还是两种最主要的形式。回赠是爱国华侨、企业、对华友好人士将自己购买或收藏的流失文物捐赠给中国或国内文博机构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需要文物持有者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已故的澳门爱国企业家何鸿粲先生曾先后将流失海外的圆明园猪首和马首铜像购得并捐赠给国家，成为海外流失文物捐赠的典范。

关于回购，大致有公开拍卖和境外采购两种方式。它们往往都需要中国文物专家评估其价值，之后派人进行竞拍或采购。这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方式，往往耗费巨大的财力，而且通过拍卖购得的文物，其真伪无法充分保障，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无法排除购得赝品和哄抬价值的风险。回购文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真有价值的精品文物并不多，购买时需要严格筛选，优中选优。

流失文物追索是指对历史上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或者因盗掘等非法手段流失的不可移动文物，向收藏这些文物的国外机构进行正义讨还的行为。目前对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多以法律途径和非法律途径加以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入了一系列国际公约，为我国追索流失文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我国还与埃及、印度、希腊和意大利等文物流失大国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政府间双边协定。自此以后，我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追索活动。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依据国际公约索回的流失文物只占流失文物的极小部分，文物盗掘、走私现象并未因为这些国际条约的生效而有所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势头。这些国际条约也为我国文物追索制造了一定障碍。最主要的障碍是这些中国认可的条约对其生效前流失的文物不具有追溯力，尽管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但仅是道德性的约束。另一方面，上述国际公约往往也缺乏普遍的约束力，缔约国主要是像中国这样的文物流失大国，而对英国和日本这样未加入之国则不具备约束力，我国依据公约追索的文物数量有限。而且，依据国际条约追索流失文物，也存在时间和金钱成本等问题。

总之，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流失文物返还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掀起了关心流失海外文物的热潮并付诸行动。相应地，我国也加大了文物立法工作，并且积极在国际法律框架内追索流失文物。通过国际谈判或签订协议等和平友好的形式讨还流失文物。我们也期待通过各种途径促成重要流失文物回归。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国家和民众共同追索流失文物，让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早日回归故里。

（作者：朱诚如，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