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的诗歌传播

古都长安是唐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唐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心。唐诗里有大量歌咏描写长安的名篇佳作，长安也见证着唐代诗人的生活轨迹与文学活动。可以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处处洋溢着诗歌的芬芳。古都长安与唐代文学的关联问题，是一个边界非常宽泛、内涵极为丰富的学术命题，牵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有限，无法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所以仅仅选取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这个比较小的角度，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一下长安城的唐代文学，主要是唐诗的情况。

所谓“社会空间”，指人们通过群体活动所建构的生活与文化空间。长安的社会空间，常常被唐代诗人写进诗中。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观音台即南五台主峰，在长安城南不远处。诗写凌晨登观音台俯瞰长安所见，四句诗写了三个空间，分别写到郭城、皇城与宫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写外郭城整齐划一如棋盘，横平竖直。“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皇城主要的十二条街横平竖直如同菜地的畦陇；“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写凌晨百官赴大明宫上朝情景。所谓“五门”，指大明宫南面以丹凤门为中心的五座城门。

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壮丽京城，根据文化内涵与外部表征的不同，可区分成政治礼仪、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园林游赏、起居生活等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都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唐代虽然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于印制佛经与皇历，当时的文学作品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手抄和传唱，因而诗歌传播与地域空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因此，能否位处长安文化中心，对于唐代诗人的诗名和诗作流传至关重要。在唐代长安不同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圈层中，诗歌传播呈现不同的路径与面貌。由此形成了功能不同的三重文化圈：宫廷文化圈、士人文化圈和市民文化圈。唐诗是流动于各个圈层之间最活跃的文化元素。三重文化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帝王的好尚是传播的重要助推，士人的风尚是传播的主体，庶民的喜好为唐诗传播起到助推作用，文人雅集和音乐传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方式。考察长安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的关系，既可为唐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为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侧面。

唐诗传播中心

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唐王朝的国都，而且是东亚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与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大唐，来自中亚和西域的使者和商帮踏着丝路驼铃经过万里风沙会聚长安。而对于唐代文人来说，能够奔赴长安、名动京师几乎是所有文人曾经的梦想。在长安成功，诗人的身价和声望会倍增；相反，处于长安之外，其诗名影响会受到很大局限。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如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所谓“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及初唐长安的京城诗时也注意到这一点：“七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在长安面前惊叹不已，它是伟大的城市，是当代的奇观，是大唐帝国威力的生动证明。在长安任职意味着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做官则表明失败。”

长安城既有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也有比较高明的读者队伍，唐代的官吏和候补官吏群体中能诗者数量庞大。据杜佑《通典》记载，开元时期中央衙署有流内官两千六百多人，胥吏三万五千多人。每年进京赶考的人数，仅进士科即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之多。当然，这些数字在唐代近三百年时间里有些变动，后期官僚机构会更加膨胀。此外，还有数千乃至上万的进京铨选的“选人”群体，而门荫入仕者多有“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例皆能诗。因而，诗歌在长安具有绝佳的传播效果，《唐才子传》记载晚唐诗人赵嘏事迹时说“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可以视为对长安唐诗传播最形象的概括。

很多诗人的成名是因为其诗传于长安，得到了长安文化圈的认可，比如所谓“吴中四士”，虽为来自吴中的江南才子，《旧唐书》记载他们四个人“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上京就是指长安。“吴中四士”虽然来自江南，却是在长安成名的。在史料文献中，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名动京师”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初唐贞观的王义方，后来官拜御史台侍御史，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说他：“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再如中唐时期著名的诗僧灵彻上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辇下指的就是京城之中。

盛唐诗坛著名诗人王维和李白更是两个显例。王维年未弱冠即来长安，为宗室岐王和玉真公主所赏知，很快融入长安文化圈，年少即得大名，《旧唐书·王维传》记载：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王维很早进入长安，并长期生活于此，活跃于长安各个文化圈层，从宫廷政治空间到街市坊里空间，长安文化的主要方面都呈现在他的诗中。他的诗歌充满了流行于当时的“长安趣味”，从而成为“一代文宗”。李白与王维同龄，但僻居蜀地，出蜀后又长期漫游于荆楚吴越等地，开元间入长安求仕无果，直到天宝元年才被征召入京。他的一朝荣宠，比王维晚了二十多年。而且在京供奉翰林名为三个年头，实则不足二载，旋即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继续东游，李白在长安不过是短期过客，昙花一现。因而当时他在长安诗坛的影响，远不及王维。

唐代交通发达，馆驿遍布全境，据《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一交通网实际上也是诗歌的传播网。作为诗歌版图中心的长安，也是唐诗传播网络的中心和枢纽。

白居易正是借助长安的传播平台，一跃成为当年的科考明星。他在给好朋友的书信《与元九书》中曾经不无得意地自夸：“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正因如此，白氏文名成于长安，又自长安传至乡野：“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元白于通州与江州间的唱和之作“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旧唐书·元稹传》)，二人唱和诗由江南传至长安，长安既是终点，是传播之目的地，又是再次传播的新起点。

传播的实质是跨越时空的信息共享，唐诗沿着驿路从地方传到京城，又以京城为起点，传到更远之处，中原以外的边疆藩国乃至东亚各国，都可找到以长安为中心传播唐诗的痕迹。白居易为元稹所撰墓志铭序称：“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可见元稹诗歌影响力已在万里之外。日本遣唐使十三次来唐，长安是必至之所，他们在带走科技文化的同时，也把唐诗传到了海外。可以说，在唐代已建立起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诗歌传播体系。通过交通馆驿和人口流动，由点及线，由线及网，通过种种渠道，把唐诗传播至中原之外边荒之地，乃至流向异域海外。

宫廷空间与唐诗传播

从初唐至晚唐，唐代历朝帝王多雅好诗文，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助力。唐代帝王的好尚对于唐诗的传播与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诗佳作通过各种途径传至深宫，又由于帝王的喜好而流播京城。宫廷作为政治礼仪空间，既是诗歌传播链条的终点，也是再次传播的起点。对这一现象，明人胡震亨称：“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指出帝王不仅参与作诗酬唱，也参与了编集、评赏、传播等环节，几乎参与了京城诗歌活动的全过程。所谓“更可异者”，表面上似有不解，实则折射出胡氏站在明人立场上，对唐诗繁盛的艳羡，因而有唐代“诗道安得不昌”感叹。

唐代开国伊始，大乱初定，即显示出文治灿然的不俗气象。唐太宗自称“虽以武功治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登基之前，即和秦王府十八学士时有唱和。贞观年间，更以帝王之尊，成为宫廷诗歌沙龙的主持者。《全唐诗》的编者认为他是开一代文风的人，评之“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太宗朝以君臣唱和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唐诗在长安的传播功劳甚大。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英主的太宗也为继体诸君开了先例，后来诸帝多有诗歌问世。

比之太宗朝，高宗武后两朝对文艺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文化沙龙的人数规模、热度氛围也远远超过贞观时期。其时沈宋等往往在这种诗歌沙龙中一举夺魁，在宫廷氛围中成长为当时一流诗人。至中宗朝，君臣之间，游宴赋诗，几乎到了疯狂程度。中宗景龙年间，据考证，从景龙二年至四年，大型诗歌活动达到七十余次。臣子在君王眼中，不仅是僚属，更是诗友，这些游宴活动为诗歌传播和近体诗的成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玄宗是文艺全才，加以开元年间政通人和，尤重文士，因此其在位时期是长安诗坛的黄金时期。在玄宗的倡导下，君臣共同参与的大型诗歌活动屡有出现，长安的唐诗传播亦可为“一时之盛”。

中唐之后，代宗有感于安史之乱大乱底定，开始有意识重用文臣。其后德宗亦好文，史载“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绝请托之路。是时文学相高，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之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翊日，遍示宰相学士，曰：‘此皆朕之门生。’公卿无不服上精鉴”(《唐语林·赏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诗坛盟主。《唐才子传》载：

德宗时，制诰缺人，中书两进除同，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

此条实为因诗得官的佳话。韩翃此诗经德宗金口玉言的“钦点”，辅以本事之传播，遂致身价倍增。

元白的诗歌都曾为帝王所激赏，元稹去世时，白居易为其所作墓志铭序说：“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去世时，当时唐宣宗李忱刚刚即位，作《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诗歌充分表达了对白居易诗歌的欣赏与喜爱。尤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联，说明白居易诗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士人交游与唐诗传播

诗歌是最为简约而精粹的文学样式，在某种意义上，作诗是一种对阅读的期待。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光时刻，诗人创作之时，多有寻觅知音的迫切愿望，存有对潜在读者的期待，因而，唐朝文人多具有强烈的传播意识与传播动机。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宣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杜甫对自己的诗歌传播也颇为自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韦济“每于百僚上，猥颂佳句新”。白居易在江州时编辑自己诗集，有诗宣称“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都对诗名远播充满了期待。

唐代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唐帝国最大的城市。对唐诗而言，长安的社会空间云集了文化素质较高的读者群，是唐代诗人猎取功名与诗酒雅集的双重舞台，也是诗歌最为理想的传播空间。长安分布着众多的佛寺、道观、园林、亭台，乃至于街衢坊里等，是文人活动的公共社会空间。以文化景观为中心，构成了诗酒唱和的雅集空间和传播平台。文人雅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属于点对点的精准传播，传播效果非常显著。

比如大慈恩寺作为当时的长安城东南名胜，是士人雅集的文化空间，当时除了在塔上题诗，寺里还提供“诗板”供人题诗，并加以收藏。在科举文化中，“雁塔题名”是新科进士的荣耀，白居易就曾有两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写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那一年考中了十七位进士，他是其中最年轻的，感觉无比自豪。其实白居易是772年出生，那一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二十九岁在唐代士人进士及第年龄中，仍是非常年轻的。再比如天宝十一载(7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和杜甫五位诗人同时登上大雁塔，看到风景如画，关中风光尽收眼底，就分别写下诗歌。流传至今的有四首，除了薛据的诗失传了，其余四个人的诗都流传至今。我们比较这四首诗，杜甫的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写得最好。其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几句通过登临高塔的见闻与感想，委婉地折射出当时在歌舞升平掩盖之下的政治危机，表达了诗人对政治时局的忧虑和感慨，其他三人的诗都缺乏这种思想深度。所以虽然五个人同时登上塔顶赏景作诗，虽然他们站在同一个“地理高度”上，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心理高度”上，杜甫在精神高度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这次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赋诗，是长安城文人日常雅集一个代表性个案。这样的雅集不仅发生在公共园林，也出现在皇宫与朝堂之上。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的一次四人雅集，这次杜甫也参加了。贾至、王维、岑参与杜甫在大明宫同朝为官，四人互为酬唱，同时留下“早朝大明宫”之作，可视为宫廷政治空间的文人雅集。这四位当朝的士大夫，既是同列，又是诗友，当时贾至官拜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重要官职，负有“代天下立言”的重要责任，在四人中官位最高。所以他先写下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这是唱和诗中的原唱，继而王维、岑参和杜甫皆有和作，四位诗人的作品都流传至今。一千多年来，古代的诗评家一直热衷于讨论这四首诗的优劣，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便称“右丞擅场，嘉州称亚”，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以岑参为第一”，尽管诗评家和读者的口味可能有所不同，各有偏爱，但比较多的意见认为，王诗和岑诗相对而言略胜一筹，可谓并列第一，贾诗第三，杜诗垫底。

至于唐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与文学集团，其形成过程也离不开长安的社会空间。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咸通十哲等，多因在长安雅集唱和而得名。

唐代文士干谒成风，地位崇高的政坛与文坛前辈也乐于提携后辈文人，留下很多佳话，这也可看作特殊形式的文坛雅集与诗歌传播。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住在旅店。诗坛前辈贺知章知道后去见他，请求李白出示自己的诗文。李白拿出自己所写的《蜀道难》，贺知章读了之后，连声赞叹，并送给李白一个雅号“谪仙人”。所谓“谪仙”，就是说李白其人其诗不同凡响，乃是天上的神仙下到了凡界。于是，贺知章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大醉而归。由于贺知章的影响力，时间不长，李白就名动京师，他的作品引得“长安纸贵”。

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以求赏识，谓之行卷。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大诗人白居易进京赶考时，曾向官拜著作郎的文坛前辈顾况行卷。顾况生性诙谐，喜开玩笑，由于翻开诗卷时，首先看到的是白居易的姓名，就和年轻人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长安作为唐代的超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要想“居”住下来很不容“易”。然而翻开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击节赞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于是尽力提携，使白居易很快名震长安。其实这个材料本身是大有问题的，据专家考证，白居易初进京的时候，顾况已贬官饶州，在饶州和苏州一带活动，当时其人并未在长安。不过，这则故事经过《幽闲鼓吹》《唐摭言》《全唐诗话》《唐语林》等书的辗转传抄，细节越来越丰富。“好事者”在传播这个故事时，把地点放在长安，也说明在当时人眼中，长安才是发生这类文坛轶事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唐代的长安拥有诗歌的高端读者群，也拥有最具影响力的文坛“舆论领袖”。按照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观点，传播者对信息价值有所谓“增殖效应”。信息实质上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传播者的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传播的力度。唐代长安城云集了社会等级较高的传播者，对唐诗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增殖效应。

唐诗在长安的音乐传播

唐诗有很多篇章是所谓声诗，可以和乐而歌。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教坊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在唐代长安这种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中，以娱宾遣兴的娱乐方式传唱诗歌是唐诗传播的重要路径，口耳相传是庶民阶层传播诗歌的重要方式。

在人口密集的特定区域，口头传播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通过歌舞等表演活动，让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从书斋走向市井，可以在人口密集的社会空间传播久远。与书面传播相比，音乐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在抄本时代，书面传播也许是点对点的传播，而口头传播却可以实现公众场合的一传多，因而效果特别明显。据辛元房《唐才子传》记载，康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王之涣“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李益“风流有词藻，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就，乐工赂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即为长安唐诗音乐传播的例子。

王维之所以能主盟长安诗坛，除了长期生活于长安，诗风体现京城诗的趣味外，他的诗以乐章的形式演唱于王公府第，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唐书·王维传》载：“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可见代宗对于王维的冠代诗名，印象最深者首先是听闻而来。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为《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不衰。至中晚唐更为流行，白居易常听此曲，谓“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李商隐也曾经“断肠声里唱阳关”，其后历元、明、清，一直传唱至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

任半塘先生《唐声诗》云：“盖声诗在唐，不仅表现于自发之街陌歌谣、边戍唱叹、筵间酒令、柩前挽歌而已，亦不限于在宫廷仪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于乐舞有制作，有欣赏；犹赖市井廛中之伎艺人，运其智慧与经验，不断劳动创作，演变出许多新体，充分流行于民间，以益蔚成此业之繁荣。”可见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开元三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宫廷官方的乐舞机构亦演唱诗歌，在唐诗的音乐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旗亭画壁”即讲述梨园唱诗之事，旗亭指酒楼，画壁指歌女唱诗而作记号。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开元年间冬日天寒微雪之时，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同到酒楼小酌，忽逢梨园歌女和乐唱诗。三人避席观看，暗中约定画壁记数，歌女唱谁诗多者即为优胜。歌女先演唱了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接着又唱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并未演唱王之涣诗。王之涣即说这些歌女皆“潦倒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之词。指着歌女中气度最佳者说必唱己诗，后果然演唱其《凉州词》，三人皆大笑。歌女伶官得知缘故后，请三位诗人上座，待以美酒佳肴，三人大醉而归。当然，这则诗坛轶事本身，经过学者考证，已被证伪，因为三位诗人虽然先后都来过长安，但并未在同一时间有过聚首。但是伪材料中蕴含着真信息，这反映了三位诗人的作品传唱一时，唐诗在长安通过音乐传播也蔚为风尚。

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靠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和乐工歌伎的传唱，这种诗歌交往和传唱涉及长安社会各个阶层。当然，除音乐传播之外，题壁传播也是唐诗发表的流行方式。长安城里朝堂之上、寺观之中、坊里宅门，都是诗歌题壁的重要空间，个中情形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述了。

文学活动本身包含了创作、传播、评价与接受等要素，传播作为活跃的因素，渗透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唐都长安的诗歌史，实际上也可看作一部诗歌的传播史。

(魏景波) 【编辑:田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