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一份职业的历史

【著书者说】

中国编辑学会确定《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这样一个选题，并且断断续续坚持了数年，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编著成书，修成正果。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促成了这个选题的立项并推动其前行。

其一，中国编辑学会的宗旨使然。中国编辑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学会总的任务是通过理论和业务研究追溯编辑学历史，分析现实，探索编辑工作的规律和科学原理，建立编辑学理论体系，培养高素质的编辑人才队伍，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竭诚服务。

其二，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的创新点使然。从史入手，固然是学术研究的一条比较成熟的沉潜之路，而这个选题的亮点或创新点，就在“近代编辑史”上。关于“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在少数，简史也好，通史也罢，业界同志交谈议论起来，总能列出一张长长的单子，但关于“中国编辑史”的著述则少之又少，很难觅得几本。《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不只是关于出版的断代史，而是在此基础上更侧重对编辑史展开探索和研究——侧重于编辑职业群体的形成、编辑机构的发展、编辑人物的凸现、编辑成果的梳理、编辑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探讨与研究。

其三，必要性与可能性结合才构成事物必然性的规律使然。中国编辑学会所辖的编辑史研究专委会聚集了若干长期在总编辑、骨干编辑、编辑教学科研岗位上工作，对编辑史研究颇有兴趣，且有一定积累的专家学者同仁，使得选题的可行性有了现实的人员保障。

该书唯物辩证地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与出版行业变迁的逻辑关系。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通商口岸和沿海一些城镇纷纷建厂、通商，对科技、商业信息不断增长的需求，催生了近代最初的报刊业；伴随着殖民主义者来华的传教士，纷纷开办教会报刊，印制教会图书以及部分科技图书等。“师夷长技”“救亡图存”的潮流引发官办书局及服务于洋务运动的同文馆等出版机构纷纷建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实施，公众对新式教科书的大规模需求，又引发了民营书业的急速产生。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某些特征的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业的诞生与发展。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可以说是相伴随而产生、相依存而成长的。最初的中国编辑出版人在教会出版机构里面求职谋业，逐渐掌握了一定的编辑出版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其中一部分人就开始自己独立办厂办企。开始主要是承揽印制、发行等业务，慢慢地也直接办起编、印、发一条龙的书刊企业。编、印、发一条龙的利润明显高于只拥有其中一两个环节的利润。

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终结，使得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进入编辑出版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有着较新的知识结构、较好的西学素养、较开阔的世界观，不再把读书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他们成为编辑出版队伍中最有近代化特征的群体，传统书业中单纯的印制工厂也向具有编、印、发职能的现代出版企业转变。印制业务的近代化与其发行业务的邮政化，要求编辑环节集约化与职业化(专职化)，于是“编辑所”制度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编辑出版家，比如包天笑和夏瑞芳认为：要扩展业务，预备自己出书，非办编印部(所)不可。应该请有学问的名人来主持。出版企业一家又一家诞生，编辑群体一个又一个地形成，成为中国近现代编辑出版事业发展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演进至20世纪20年代后，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党的诞生壮大与中国近代编辑出版事业的渊源。

前面讲过，近代编辑脱胎于旧知识分子阵营，中国近代第一批职业编辑是在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中外文报刊的过程中产生并成长起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启蒙”“救亡”“保种护国”成为中国社会急迫的主题，维新派报刊催生了具有政治自觉的媒介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前后维新派的政党报刊使得报刊编辑本身的社会形象、职业地位得以提高。中国近代史的跌宕起伏，无不与报刊密切相关，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大都直接介入了报刊的编辑工作。出版与国家兴亡有了深入关联，与开启民智有了密切关系，与科学启蒙有了坚实呼应，与民主革命有了直接瓜葛。

编辑出版人的精英化在出版机构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民营出版机构为代表，近代出版业在数十年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他们在谋取职业、求得生存和有尊严地工作的同时，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救亡图存、唤醒民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们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勇于并善于表达自身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他们一方面抓住废除科举制的契机，推出能满足近代社会需要的不同层级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在维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或进步的、科学的内容为我所用，兴我中华。这个时期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介绍新的思想，创造新的文化，还不断地扩充新式知识分子团队或准知识分子队伍，共同为出版业发展作贡献。

蓬勃发展的近代出版业和职业编辑队伍为社团活动提供了基本条件，这种社团活动与职业编辑队伍相互推动，相互催生。一方面，职业的共同性、共通性、差异性与理想性促使编辑结成紧密联系的社团(学会)，通过交流信息、集思广益、思想碰撞和智慧聚合，达到联络感情、提升职业能力的目标。另一方面，在这种议论、碰撞、聚合的过程中，职业编辑渐渐地意识到这种新式学会的纽带和平台作用，逐步产生一种依赖感和获得感，新式学会进而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各类学术社团的源头。学会、会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创办会刊与举办年会，是中国近代学会最重要的事业和主要的活动方式。可以说，报刊和书籍是近代学会的媒介基础，而学会又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能力提高及报刊、书籍质量提升的推进器，是报刊编辑与书籍编辑之间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志向的加固器。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建立起红色的编辑出版队伍，极大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书写了我们党的红色出版史。

(作者：郝振省，系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编辑:王诗尧】